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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教授在律宗思想文化论坛上谈当代律宗文化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7-03-27

欣逢本如大和尚荣膺律宗祖庭终南山净业寺方丈之际,由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办、净业寺承办的律宗思想文化论坛于2017年3月25日在净业寺召开。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禅宗祖庭少林寺方丈永信大和尚,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台湾灵鹫山世界宗教博物馆创办人心道法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台湾十方禅林方丈首愚法师,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会长法宝法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前所长王亚荣研究员,闽南佛学院副院长法源法师,前凤凰卫视主持人、锦麟媒体创办人杨锦麟先生,台湾前“内务部”部长廖正豪先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李继武研究员等出席了本次论坛。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在论坛上就当前律宗文化的几个问题做了即兴发言。发言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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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律宗的宗派个性问题。中国汉传佛教有八大宗派,一般来说,每个宗派既是一个对生命痛苦与终极解脱境界进行解释的完整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如何获得生命终极解脱的完整修行法门。即使像三论宗、密宗这样辐射性很强的宗派,其文化元素被其他宗派大量吸收,但因为具有这样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而照样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宗派。其他的宗派更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与单一性。但是律宗则有所不同。这个宗派建立在对佛教戒定慧三学体系中的第一个部分的研究与推广的基础之上,从次第来看是初始性的,从作用来说是基础性的,其独立与单一性比较弱,但它竖接定慧,横通各宗,既具有支撑性,也具有博通性。遥想道宣当年在这里创立律宗,他的学识与建树在那个时代,可能也是最具广博的视野,最具扎实的基础。广博之师做博通诸宗之事,扎实之学成奠基佛学之功。与其说是缺乏独立性,不如说更具共通性。所以,我们既要从学术的角度认识到律宗的个性和重要价值,也要在当代实践方面倡导诸宗共举,一起来关注律宗,复兴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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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戒律能否随时代调整的问题。戒律为佛陀的金口玉言,圣教圣语,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律条。直到今天,谈起佛教的戒律,不可改动可能依然是第一原则。戒律的改革是一个绝对敏感的话题。僧人不敢说,在家人就更不敢涉猎这个话题了。但是我在想,在一千三百年,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道宣大师有自信,有勇气,敢于删繁补阙。这不仅是因为道宣的学识与胆略,也与大唐那个开放时代的气魄有直接关系。今天,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佛门也涌现出很多有胆有识的高人,像本如大和尚这样的龙象,是否也可以考虑在一千三百年之后的今天,重新面对代代传承的戒律,尽可能重新激活并再次焕发这一古老文化的生命力。

其实,回顾整个佛教历史,因为一部分人试图打破已经传承一百多年铁板一块的戒律定制,出现了十事合法与非法的分歧,原本统一的佛教教团发生了第一次分裂,戒律也从此开始有了不同的版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因为戒律纷争引起的分裂,才开辟出一个更加自由的佛教实践空间,并释放了巨大的理论思辨活力,迎来了佛陀之后第一次理论创新的高潮,佛教理论的视阈与佛教学说的深度均获得重大拓展,为后世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虽然表面上看戒律没有被修改,但与修改本质相同的是,有大量戒律被闲置一边或长期被冷冻起来,于是中国佛教在僧人日常行为与寺院生活方面突破了很多戒条的限制。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大量戒条的被冷冻,中国又自创了大量的清规以规范僧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在清规戒律之外,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寺院管理与宗教生活的规章制度,其实都是对大量戒律被冷藏所造成的规范不足的弥补,这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对传统戒律的突破。

另外,令人赞叹的是,在面对戒律绝口不言改革的今天,也有像星云大师这样有资格、有智慧、有自信、有胆识的大师,像当年道宣大师一样,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戒律的调整。星云大师在《贫僧有话要说》中说过,“传戒的那许多老师们,自己都不能做到不犯戒条,但是,每一个都说不可更改,这种虚伪、假相、不务实,怎么能让佛教随着时代进步呢?”“要依照传统的戒律、戒条,佛教是难在人间各种社会里面发展。”星云大师为佛光山僧团制定了新的戒律,这些新律新规为佛光山僧团的维系与人间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讲,从古到今,不存在永不改变的东西,这也符合佛教的无常学说。听说本如大和尚也曾经提出对佛教戒律删繁补阙的倡议,可见最为敏感的戒律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或许真的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关于律宗祖庭的判定问题。祖庭因祖师而起,祖师因宗派而成。中国汉传佛教的宗派问题尽管存在争论,但总体上看,隋唐时代形成宗派并在后世一直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历史现象应该是真实的。宗派在今天的复兴成为一致的呼吁,祖庭的重振也成为各界的共同期待。于是,祖庭便成为今天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源。因为祖庭认定标准的不统一,祖庭名分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这个问题能否这样来破解:首先,祖师可分为创宗祖师和传承祖师两类,只有创宗祖师生前驻锡修行、创宗弘法和寂后舍利供奉的寺院才能算作该宗的祖庭。而宗内之分派而形成的分派之祖师则非该宗的创宗祖师,这些分派祖师所驻之寺则仅属于宗内分派之祖庭而非该宗之祖庭。与此同时,不仅宗内有派,宗外也有不同种类的佛教文化传统,目前也有一些类型的佛教文化传统对其肇始之寺作为祖庭看待,于是出现了释姓祖庭、观音祖庭等不同类型的佛教祖庭,这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祖庭。我们今天说的祖庭,还是侠义的角度,只限定在第一类祖庭之中,也就是只是八大宗派的创宗性祖庭。从这个角度看,律宗祖庭就是道宣当年驻锡弘律之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净业寺。另外,还有道宣驻锡过的其他几个寺院,对此,陕西省社科院宗教所李继武所长在去年出版的《律宗及其祖庭》一书中有过研究和认定。净业寺有律宗第一祖庭的地位,是陕西乃至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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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俗人能不能研究戒律的问题。戒律的敏感,第一在于戒律条文能否改动,第二在于律藏能否向俗人开放。按照传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以,今天来谈这个问题,可能是不识时务的。我想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先不说戒律俗人能不能看、能不能研究的问题,我们讨论一下现代社会在隐私权保护与信息公开方面的一些基本共识。一方面,隐私权已经成为基本人权,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这也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信息公开也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在一个又一个网络防火墙被推到之际,在人们不断呼吁公开透明的时代,除了按照市场原则和各种法律所规定的必须保守的商业、军事、外交等不同机密之外,越来越多的秘密将不再成为秘密,而原来不认为是秘密的事项可能越来越成为人人必须尊重的秘密。在这种新的文明体系下,我们来审视佛教戒律的公开性问题,或许会更容易生成一种宽容的心胸。这种心胸说到底是一种自信,并将因为这种自信而激发文化的自觉与自强。当然,戒律的开放程度问题,还是要留给僧团内部去进一步讨论。

第五,关于戒律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重估问题。戒律说到底是一种框范,是一种规矩,是一种制约,是要被遵守的。对于遵守戒律的人来说,是被制定、被告知、被要求的一种规范。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在人类刚刚告别动物的时代,或者说,在人类文明尚处于低级阶段的时候,被规定而来的被约束是对人性中野性的抵御,是对人性的磨练,对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养护人的社会性、促进群体性存在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性的逐渐进化与改良,被规定而来的被约束日益减弱,人的自由度日益扩大,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制约同时得到不断的疏解。尤其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解放的幅度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能够在约束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保持人性的向善与人群的和谐,这的确是现代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种背景下,越是被规定,越是文明程度低;越是少规定,文明程度可能越高。就像今天的中西方,就以大学为例,西方的制度规定简单,自由度很大,而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条文细密森严,框范领域多,规范程度强。甚至还听说,西方的一些厕所餐厅等地方,原本没有什么行为规范的规定,因为中国人的增加,而出现了专门用汉语针对中国人的规章制度。这或许也只是一个夸张性的传闻。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的另外一种变化,随着国法的日益健全,传统社会中存在于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层面的规矩与章法则不断减弱其规范社会的力量。历史上,中国底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主要靠的是乡约、族规、家法等宗法制系统下的那些规范来进行制约与维系。而在其他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内,行有行规,会有会章,甚至连黑道都有黑道的规矩。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国家法治不断健全的情况下,国法日益替代这些传统的规矩,截止今天,那些在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族规家法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西方法治化程度更高的国家,甚至连部门的法规都不断减少,国家根本大法的主体性地位连同人的文明素质的普遍提升,共同发力,支撑起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例如西方很多国家就没有专门的宗教法,任何人只要遵守国家法律即可,其他的领域,尤其是公民个人生活的领域,任何人都不能限制,也不必去限制,随心所欲不逾矩似乎比今天的中国要好得多。在中国,在佛教领域,我们既看到传统的清规与戒律依然在发挥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级佛教协会制定的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在发挥着更加主体性的作用,这种现代社会系统下诞生的具有现代文明特质的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日益超过传统戒律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事务条例的主体性作用则进一步取代了各级佛教协会制定的管理办法,国家法律的重要性明显超过教内的规章制度。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尽管各种不同类型的制约与框范都在发挥作用,但传统逐渐被现代所替代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来重估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或许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或许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也但冷静思考之后,我们应该感到平静与欣慰,并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佛教戒律之所以长期处于传承薄弱、研究薄弱、弘宣薄弱、实践薄弱的尴尬状态,可能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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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关于律宗在当代如何弘扬的问题。律宗不同于戒律,尽管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戒律在今天因为敏感性与传统性等原因而在现实的运用与推广当中遇到很多问题,但律宗文化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种重要传统,从唐代诞生到今天,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依然具有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底蕴,更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大力弘扬。所以,当代律宗的弘扬,关注点可能不但要从繁复冗杂的戒条受持转移到简明扼要的原则坚守,还要从戒条律令的传承转移到戒神律韵的领悟。如何从道宣大师的律宗建树中挖掘出律宗的文化气象,从固化的戒条中提炼出灵动的品格,从律宗文化资源中凝炼出不同于其他宗派的南山神韵,这应该成为今天弘扬律宗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让这种神韵成为当今道风建设的真正支撑,为数十年一直呼吁但一直没有根本起色的佛教道风寻找新的出路。在一千三百年前那个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终南山涌现出很多祖师,他们创宗立派,以其伟大的理论创新宣告了终南山是一座出思想的文化圣山。今天,又是一个盛世,希望在不断开放与包容的进程中,再次迎来一个思想创新的文化盛世,在律宗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创新方面,迎来一个新的突破。相信在以本如大和尚为首的净业寺僧团乃至全国佛教各类人才的共同努力下,继道宣大师之后的又一次律宗文化大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作者校改)


(编辑:倪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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