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同是东方的两个文化大国，早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就成为人类智慧的勃发之地。从秦汉开始，两国之间相互接触，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往源源不断，一直延续到两宋之际。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佛教交往历程中，印度佛教从西域道、吐蕃道、南海道等三条主要通道传入中国，大约900多位僧人先后行走在中印之间，共译出佛教经典7352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思维、文学艺术和礼仪习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是人类的重要文化财富。

中印之间的佛教交往不但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种文明交往，而且因为其所蕴含的基本精神而成为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

      平等互鉴的精神。印度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但同时，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玄奘的《制恶见论》和《会宗论》，完善和提升了印度佛教文化，他在印度的辩论、交流、讲法等对印度佛教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玄奘对当时印度的记载，成为后世印度佛教考古与印度佛教圣地重建的重要依据。

印度佛教高僧如达摩笈多、金刚智、善无畏等人向往中国，他们中有些人更以朝拜五台山为目的前往中国，可见中国佛教在印度形成了影响力。同时，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在向印度传播，儒家的孝观念在印度后期佛经中不断出现。

      携手共进的精神。从三国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西行取经的文化壮举，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一代又一代的高僧不远万里，西渡流沙，翻越雪山，前往印度。印度僧人从东汉时代开始也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埋骨异乡，在华译经弘法。中印僧人彼此合作，相互呼应，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伟业。

      友好求真的精神。中印佛教文化交往始终处于友好的和平的状态，没有武力征服，没有硝烟弥漫，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威逼利诱和强势挤压，只有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宝贵历史财富。

      民间交往的精神。中印文化交往是两国民间共同推进的结果，留下无数永不磨灭的名字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古代印度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对来自中国的取经僧人予以慷慨资助与指导。印度僧人在中国民间译经弘法。民间交往促进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民意相通。

      圆融转化的精神。中印佛教之间的交往始终有一种圆融精神。佛教传入中国是一种以本土为基础的文化交往，它不但不颠覆和取代原有的本土文化，而且与本土文化彼此呼应，顺流而变。印度的僧人支持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转型，这与一些宗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对本土化缺乏灵活宽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传译经典，开展理论阐释，使佛教形成了中国特色。

当然，中国的佛教信仰者从一开始也主动对印度传来的佛教采取圆融的态度，而非照搬照抄、教条主义。中国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判教”的理论，协调从印度传来的不同佛教派系之间的关系，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可以说，这种圆融的交往关系是人类宗教传播史上十分可贵的精神资源，也是宗教中国化的有益借鉴。

      绵绵相继的精神。玄奘之前六百年，玄奘之后六百年，中印佛教交往的黄金期持续长达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之中，西去的求法僧和东来的弘法僧前仆后继，不绝于途，代代相承，绵绵相继。

中印佛教交往谱写了中印之间的友谊篇章。中印两国一定能够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推动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来源：《中国民族报》2019年10月15日　第07版）

（编辑：郭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