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7日下午，在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带领下，本院硕博士研究生走进西安大兴善寺，举行《当代中国佛教专题》的现场教学。本学期佛教史课程共分为12个专题和一个综合讨论。平均每个专题一次课程，个别专题会延展讨论。《当代中国佛教专题》为佛教史课程的最后一个专题，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当代佛教现状，决定将课程设在寺院内进行。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在大雄宝殿前与李利安教授见面，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李教授一边带领大家参观，一边向大家介绍了大兴善寺的历史以及今天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然后在金刚堂二楼就当代佛教存在的一些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助理教授朱煜杰作为此次座谈的特邀嘉宾与本院师生进行了交流。

（交流现场）

（朱煜杰教授与李利安教授）

李利安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佛教表现出很多特征，一方面是寺院建设不断推进，僧团建设日益进步，经书印刷不断发行，信仰人数不断增多，佛教理解力、接受力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佛教所面临挑战也空前加强：在开放与多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新兴宗教等宗教文化的多元竞争，佛教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争取一席之地是佛教面临的巨大挑战。特别是随着传统佛教面临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正在遭遇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朱煜杰教授）

朱煜杰教授从人类学角度涉入宗教，他认为近年来佛教受到现代化影响，人们看待佛教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而中国的佛教研究，受西方基督教研究影响很大，对当代佛教现存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中国化的方法。他将自己所了解到的佛教功能在当代的变化分为四个方面：

一、寺院管理的变化：寺庙本是由寺管会管理，包括如何应对和外界交往，但因为现代寺院功能变化后，寺院文化功能突出，不同的新部门涉入寺院管理，如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园林绿化部门，寺管会功能被扩大，需要应对不同部门的管理，寺院很多事务是多部门商定决策，兴教寺事件就是多元管理使得产生矛盾。

二、寺院空间的改变：这些年国内寺院空间的改变很大，例如大兴善寺近年不断地密教化，而法门寺空间的改变是个极端案例，老的法门寺还是寺庙，而新的法门寺景区是被扩大了的寺院空间，已经不像寺庙，而是主题公园。

三、佛教器具的文物化：佛教器具变成文物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在从宗教物品转变成文物的过程中，宗教价值变为文物价值，信众面对它们时，宗教性是否会下降？此外，寺院变成遗产的过程中，尤其是成为世界性遗产后，其负面可能是需要遵守更多世界规则，比如兴教寺，要由世界遗产保护组织的专家建议如何修缮，从而产生矛盾。

四、佛教信仰的世界化：佛教面临着中国化和世界化两个趋势，两种力量在糅合的过程产生张力，如何解决张力产生的矛盾？还有科技带来电子化，app、微信、微博、线上支付等，带来很多便捷，但电子化是否会让佛教神圣性减弱？

（李利安教授）

对以上几个问题，李利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寺院多头管理的确是现在寺院管理中很棘手的问题。2013年的兴教寺事件，文物局要拆一些违反文物法的建筑，拆除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但文物保护部门的文物保护和僧人传统的文物保护，尤其是同现有宗教活动之间发生了矛盾，僧团认为文物保护不受影响，宗教活动空间不应该遭到破坏，更不应该发生空间转移。兴教寺事件的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确是寺院多头管理带来的矛盾。虽然多个部门管理寺院，但宗教事务部分还是由宗教局管理。可问题是政府权力介入寺院事务管理过程中，界限在哪里？今天的界限是宗教内部事务不由政府管理，但什么是宗教内部事务呢？这并没有准确的界限。比如，过去认为财务是内部事务，但现在不是内部事务，政府现在也介入财务的监管。今天政府介入宗教事务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未来可能介入的更多，管控越来越严。政府管理寺院涉及很多问题，需要梳理。但总的趋势应该是民主化，宗教信仰自由应该会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从长远来看，我相信这个大趋势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从政教关系来看，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实现有效的宗教独立，基本是政主教从的政教关系格局，今天也是，政治与信仰相互尊重，在政治上宗教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二，如何看待寺院空间变化，即寺院宗教活动场所的变化。寺院空间变化分为两种，一种是超越寺院掌控力的扩充，其神圣性是否同时得到扩充？宗教活动开展是否得到有效的神圣性支撑？在这种空间的扩充中，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神圣性的同步扩充，而且最初设想的经济利益诉求也没有实现。很多宗教空间扩张后，遇到尴尬的局面——赚钱也难，神圣化也难。另一种空间扩充是在原有的宗教场所掌控下的扩充，基本都是正面、积极的，比如大兴善寺近年的扩大建设，神圣性基本得到了实现。还有法门寺，原有寺院以前很破烂，现在寺院部分建设得更好了，能办佛学院，还能很方便地接受很多游客的到访，这是寺院掌控下的扩充；但法门寺新景区是寺院掌控之外的巨大扩张，是有文化产业诉求的扩张，并没有达到神圣性的同时扩张，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另外，神圣空间的扩充，是否带来神圣滋味的变化？例如今天大兴善寺的扩建，伴随着重建密宗文化体系，恢复密宗道场，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当然，今天寺院和古代相比，和经济接轨，来往商人很多，商人进入神圣空间也带来寺院神圣性滋味的变化。就神圣空间改变来说，我自己观察西安大部分寺院还是基本坚守了本有的神圣性。

第三，如何看待寺院的遗产化。寺院与遗产两者本来是合一的，寺院功能和遗产功能，寺院管理和遗产保护，也都应该是相互促成的。对于文物保护来说，世界性遗产保护规则下的修缮，应该以尊重宗教信仰为前提。如果尊重这个前提，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寺院应该理解，受一些麻烦也是应该的。寺院拥有这些文物，应该遵守文物保护专家科学研究得出的正确结论和应该采取的正确保护措施。

第四，世界化和中国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便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历史上佛教在中国化的同时，也向东亚等地传播，但那不是世界化，我们说的世界化是和国际接轨。近代以来，佛教出现了三股思潮，第一股是革命志士中掀起的革命佛教思潮，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革命志士，用佛教支持政治革命。也有一股思潮是对传统佛教进行思想清理的批判佛教，主要批判禅宗、净土宗，这股批判佛教的思潮受到日本的影响，也是为了让大家更理性地观察中国佛教史。第三股思潮是人间佛教思潮，主张佛教和人间接轨，要为社会做贡献。这三股思潮中，两股和世界化有关，一是批判佛教，深受日本影响，为了接续印度正统，是世界化的过程；二是人间佛教，是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社会接轨，仿照西方宗教模式，是在现代化潮流中出现的。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是让佛法融入潮流的伟人，今天星云大师对人间佛教的弘扬更加具有全球的拓展态势，是佛教世界化的典型。

至于科技带来的宗教活动方式的改变，是否会影响传统宗教体验？那是肯定的。至于是否会建构一种新的宗教体验，决定性因素还取决于信仰者本人。信仰者本人能否保证原本信仰情感，需要信仰者自身调整。今天，很多信仰者不需要神圣空间，不需要神圣礼仪，只要内心深处和信仰对象进行具有神圣意义的沟通。我认为新的电子形式不会取代具有神圣性的传统信仰模式，因为信息化的信仰形式要保证其信仰体验的落实，必然会对精神性要求更多，如何在内心建构和佛菩萨沟通的神圣感，纯粹依赖现代手段，很可能意味着神圣性大量丧失，也有可能会走偏走邪，这不是宗教信仰本身所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还应以传统的信仰活动为主。但无论何种形式，不变的原则是让信仰得到落实。

最后，李利安教授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GDP为中心，民间“一切向钱看”，社会被商业化浪潮席卷，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任何一个人都很难摆脱这种潮流冲击。寺院的开放、商业化、上市更多不是寺院本身所想，而是被商业裹挟，政府出于经济目标或者企业家处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导致文化资源的商业化趋势，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如何在商业大潮中保持宗教信仰的品位、精神追求的主线，是所有信仰者尤其是法师们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这对古代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但对今天的人来说则要经受一次考验，但我很乐观，历史正在做出回答，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强劲，今天中国人对精神的需要，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寺院到底是要在商业中逐利，还是给老百姓以精神支撑，答案是很明显的。社会在加快节奏，人性中的贪欲还在肆行，这是一种困惑，如果宗教不对这种号称主流的发展模式发出强劲的反思，也就背弃了宗教的本怀。

最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越南留学生释源秀向大家汇报了自己近期的研究《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与一行禅师入世佛教之比较》。来自香积寺的觉真法师、终南山紫竹林寺住持宽印法师、大兴善寺珍宝馆江金波居士等多位佛教爱好者也参与了对当代佛教的讨论。（文：狄蕊红）

（编辑：郭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