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晚上，日本花园大学吉田叡礼教授，在西北大学作了题为《日本的东亚佛教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座由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主办，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主持，玄奘研究院李海波教授、讲师白冰博士、讲师李永斌博士出席，来自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的老师和博硕士研究生30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吉田叡礼教授）
李利安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和吉田叡礼教授的交往和当天上午参访华严宗祖庭至相寺的情况，并对吉田教授的佛教研究领域做了简要的说明。吉田叡礼教授也回顾了他与李利安教授的交往，并对李教授的学术研究及其影响表示了肯定。在讲座中吉田教授重点介绍了日本佛教学术研究中的“思想史性研究”的方法。吉田教授介绍到，所谓“思想史性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在阐明各个思想的同时，综合历史学、社会史学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式，来阐明全体的思想潮流，并且在全体思想潮流中，考虑各人物、教团的思想定位、存在意义及其对整体思想的影响。通过个体与全体的相互关联，从而了解由各地域相互间的密切关联而形成的对东亚整体思想的影响。他说：“当我们研究某个人物的思想，阐明其思想特征的同时，还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地区的社会状况，共同的思想课题以及学派内存在的问题等等，从而在整体中将其定位。”
（讲座现场）
吉田教授举例说道：“宋代天台宗的孤山智圆、仁岳等的主张，在后世的天台学派里，是近似于作为华严学的异端而定位的，但那仅是在后世判断基准上的判定结果。如果忽视其教学背景，抓不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处地域中他们自身所持的问题意识，就无法正确地认识其教学。正统和异端地判断标准，与断定后世法系、教团势衰、影响力大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在关注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的同时，对其进行多方面的研讨。至少设定“时间轴”、“空间轴”、“学派轴”三个基准的交叉点上将历史人物定位，这样其人物的思想特征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应以“时”、“处”、“宗”为三个基准进行比较分析。如按“同时异处同学派”、“异时同处同学派”、“同时同处异学派”等等这样的维度进行对比研究。这里些学派既包含华严、天台、唯识、禅、净土等佛教学派，也包含儒家、道家等的其他思想体系。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时”、“处”、“宗”三个基准之间产生异同的原因是什么？该人物追求的是什么？教学上的意图、目的是什么？以及在时代上、地域上、思想上的课题是什么？先行研究(他的师父、或者周围的人)带给他什么影响？他如何受影响？如何表明自己的思想并对周边、后世如何产生影响？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研究之后，将其思想教学予以准确地定位。
（吉田叡礼教授讲座）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基于时代、地域、宗派三个坐标，阐明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于何处），Why（为何），What（将何），How（如何）等问题，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澄清个体与全体的相互关系，考察其存在意义。这种研究方法，吉田教授称之为“思想史性的研究”。吉田教授认为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采用多种多样的视点和研究方法，有效利用其他领域的文献史料，把需要解读的文献中尚未明了的内容，澄清、阐明下來。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有必要对细微的问题执着追寻。对这样绵密的研究，有人认为是“只看树木，不看森林”。如果这样当然不行，但是“只看森林，未详审树木”也是不行的。“只看森林”，对个体的论述有可能导致误认事实，这种举措十分危险。为了避免这一点，就要求研究者首先应该真诚地面对文献，摒除先入之见，对每个文字进行细致、详尽的解读、译注。这种踏实、慎密的做法虽然很基础，但却是研究工作当中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的。另外，他认为还需要有效地利用地方志、寺院志、金石碑文等资料，重视研究对象周边的社会动向，同时对历史学、社会史学的研究亦加以关注。因为思想体系研究中的关键人物的思想背景蕴涵了时代、地域、教学的课题。也就是说，一棵树木中容纳着森林，每棵树发扬自身的溢彩从而形成全体。“树中有森、森树相望、树即森林、森林即树”，如此才可将思想史的全貌搞清楚。因此在研究工作中，需要澄清同一时代其周边的情况及前后时代的联系,明确把握个体思想的特征，将微观和宏观综合研究，解读作者的真意，在同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将各个历史人物予以定位，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掌握符合实际的思想史全貌。
（李利安教授）
李利安教授对吉田教授所讲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然后吉田教授的美国留学生丹尼尔博士也就他的佛教研究发表了看法。他结合自己所做的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的研究，认为要对当时的时代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研究与法藏同时代人物的思想。日本对佛教的研究是十分细致的，因此就要求他对法藏的情况进行细微的探究，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仔细的挖掘。他认为这种细致入微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丹尼尔博士）
吉田叡礼教授的讲座既有从宏观上对日本佛教研究的方法和现状的介绍，体现出他对当前日本佛教学术前沿的深入见解，也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展现了他在学术研究方法独到之处。引起了与会师生的热情讨论。西北大学曹振明老师、白冰老师、李永斌老师等都相继与吉田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曹振明老师在互动交流时发表了自己对华严宗研究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在初唐时代，各宗派及其祖师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对立与争吵，有大量史实表明他们是相互交往的，是互帮互助的，他们在共同研究弘扬佛教的不同宗派。以华严宗的祖师澄观为例，目前学界认为澄观思想特色是融合了不同学派，但事实上澄观一生求学了很多不同宗派老师，澄观的这些老师和他的师祖们也都在作融合的工作，初唐盛唐都有人在做这种融合。唐代的宗派之间是有争论的，但也是相互帮助的。现在形成的宗派书写范式，主要是唐末形成的，而初唐盛唐时期的宗派关系并不是像后代人所认为的那样。
对此吉田教授也予以肯定的回应，他说道：唐代的时候是没有宗派的概念，他们都在追求真理是什么。大多数人是追求真理或者解决自己的烦恼。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研究方法和解释也就不一样，因此也会发生论战。
关于澄观的思想，吉田教授认为智俨和法藏是以缘起思想为主，澄观和宗密是以性起思想为主，法藏和澄观之间有一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安史之乱之前和之后的社会状况完全不一样，之前是贵族的世界，之后则变成了节度使的世界，平民通过科举做官，个人的力量不断被增强，到宋代就成了士大夫的世界。吉田教授以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等的诗歌为例，认为唐代诗人虽然写的诗大都给人以悠然的心态，但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仕途不得意的忧郁心态。到了宋代就不一样了，苏东坡说“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完全是肯定的态度，没有否定。清净身就是指法身，这就是无情说法。贵族时代认为无情不会说法，密教说法身说法，密教之前无这种说法。通过安史之乱，新的佛教观念就产生了，禅宗思想引导了社会风尚。因此，根据社会情况，思想观念就会发生变化。“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唐代的想法是“无”，宋代的想法是“有”，佛教的思想也是这样变化的。
对此，李永斌老师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一直是一个此起彼伏的状态，一个势弱了，另外一个就显现出来了。就如辽朝佛教的复兴是各个宗派都有，而且华严和密宗十分行兴盛，禅宗并不流行。而宋朝佛教复兴则是在群众信仰上建立起来的，贵族佛教和民间佛教都存在，二者并未消失。所以，到底是晚唐以后佛教转型了，还是非贵族佛教在这一阶段势力重新显现出来了，还需要多重角度来分析。
（白冰老师）
针对白冰老师所提出的“印顺法师将中国宗派分为三大系，把华严天台禅宗都归为如来藏系统的真常唯心，这种划分是否合理？以及天台禅宗华严他们在如来藏体系中有何区别？”的问题，吉田教授认为，印顺法师的依据主要来自中观学派，禅宗和华严宗都有如来藏思想，二者没什么太大区别，但禅宗重禅机，见性成佛、不立文字的想法使其在教学方法上与华严宗有所区别。
（李利安教授进行总结）
讨论环节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对讲座做了总结。李利安教授认为，学术观点可以有不同，但吉田教授的思想史性质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考虑到社会变化、考虑到地域区别、考虑到不同宗派的关系，考虑到不同派系也有一个纵向的发展脉络，诸多因素的彼此呼应与相互统合，显示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细腻和灵活。关于中晚唐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变化，尽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国佛教的宗派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会通，禅宗开始大兴起来，而其他宗派已经告别了个性分明的灿烂繁荣时期。禅宗一家独大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这和安史之乱之前是无法比拟的。中国佛教在安史之乱之后，情趣大变，天台宗被划分为“真常唯心”一类，也可看做主要是在安史之乱后的发展中所出现的意味。印顺法师和太虚大师讲唯识、唯名、唯心，三论一派、唯识一派，其他的几个核心宗派一派，都是从义学的角度划分的，这三大系的成立，放到安史之乱之后也才更具有意义。在安史之乱之前，三分天下的趋势还不是太明显的。另外，中国佛教的理论创新和对经典的研读在安史之乱之后开始走向消沉了，简易化、生活化的风尚逐渐兴起，民间的力量强盛起来。这和安史之乱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宋代民间力量很强大，禅宗兴起于底层社会，就代表着民间力量的大兴。吉田教授讲的十分有意义，让我们对思想史的变化和脉络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很有价值。希望以后能够加强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也希望吉田教授能够和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有更多的合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师敏副教授在部分环节做了日语翻译工作。当晚，李利安教授在西大沁园餐厅宴请了吉田叡礼教授一行，并就相关领域的学术问题和可能开展的合作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文：武乙乔）
（编辑：郭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