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0日晚7时，应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和历史学院邀请，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在长安校区历史学院学术报告厅211做了题为“欲迷人眼看乱花：我们怎样认识印度”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系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四百八十九讲，由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主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哲学学院王雪梅教授、区域国别学院李海波教授等多位老师，以及来自不同学院的数十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王邦维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四十余年的求学与治学的心得和思考以及同印度学界与政界交往的体会和感悟，从五个部分内容展开讨论了印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就应该怎样认识、了解并研究印度分享经验、提出建议，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大家开阔了视野。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讨论热烈，到场的师生受益匪浅。
（李利安教授）
李利安教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本次讲座题目的缘起。印度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与中国高度相似，共同代表着和西方文化所并立的两种东方文化。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来看，中印之间将会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在竞争中共同进步，在合作与竞争的同时既各自面临自身的问题，又共同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认识和研究印度，了解其历史与传统、理解其现状与近况，是目前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西北大学有源远流长的南亚研究传统，并为目前新兴的区域国别学院所继承，王邦维教授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东语系、东方学系、东方学研究院和外国语学院，在印度学和南亚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多次访问印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印度政界学界联系密切，莅临西北大学做学术报告对各位老师和同学意义非凡。
讲座伊始，王邦维教授首先介绍了印度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印之间密切交往的历史。除土地面积世界第一的俄罗斯之外，印度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且包括领土面积和人口两个方面，而印度的人口目前已位列世界第一，毫无争议是大国。在历史上，中印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往来，有文献记载的内容即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当时中印周边的许多国家尚未形成。同时，中国与印度的交往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是极具典型性的，具体表现为佛教的传入以及伴随佛教而来的各种文化、物质文明和知识，涉及天文学、医药和艺术等诸多领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印之间的交往绝大部分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的情形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
（王邦维教授）
在第一部分内容中，王邦维教授从“印度”这个词的辨析谈起，提醒同学们注意区分作为政治实体的印度、历史上的印度和地理上的印度，并具体介绍了西方世界与中国认识印度的历史过程。王教授指出，历史上的印度与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印度，即1946年成立的印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ia）不同，此前的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组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实现统一，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古代印度存在过至少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而今天的印度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其中就有一些邦原为王国，后来通过赎买的方式并入印度。王邦维教授继续介绍，西方世界对印度的认识实际上来自伊朗，当时波斯人用印度河（Sintu，原意为“河”）来代指印度，经过波斯语和希腊语的变音和转写最终呈现出印度（India）一词。
中国的印度的认识则经历了更丰富的历史阶段。“印度”这个中文名字始于玄奘，他在《大唐西域记》中首次使用“印度”之名，从此我们才将印度称为印度。文献中对印度最早的称呼则是“身毒”，源自张骞出使西域时所听说的传闻。汉武帝时，匈奴控制了从蒙古高原到阿尔泰山再到西域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张骞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同攻击匈奴。张骞历经艰难险阻后终于抵达大月氏，尽管没有完成使命，但回国后像武帝汇报了关于西域的种种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其中一则便是张骞在大月氏见到了当时蜀地所产的麻布，询问后得知来自于南方的身毒国，张骞由此推测存在一条途径云南的商道。张骞虽然记载了印度的名称，但并未到达印度，第一位真正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东晋时代的僧人法显，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最终抵达印度本土，回国后将经历写成《法显传》，是关于古代印度的重要文献。
在法显之后，还有玄奘和义净两位高僧先后达到印度，其中玄奘是世界第一位对印度进行全面的记载和描述的外国人，他的伟大著作《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印度的地理环境、国家分布、风土人情、信仰情况，其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了古代西方文献中对印度零星的记载。除此之外，历代正史中的《西域传》、隋唐以来关于西域的各类“图经”“图记”都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
其次，王邦维教授将自己在七八十年代求学的经历娓娓道来。王教授与印度学结缘始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兴趣和思考，后者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所提出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直接来自于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并在五、六十年代时一度引起国内学界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之后，王教授放弃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构想，但对印度的兴趣则日渐浓厚，最终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印度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季羡林先生，并分别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校注工作作为硕、博士论文。王邦维教授回忆说，在自己1987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于10月随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浦山先生、中联部林华轩先生等四人访问印度，参与亚洲国家关系会议（The Asian Relations Commemorative Conference）四十周年纪念会议，并到访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受到了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等人的接见，这是王教授首次访问印度，也是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王邦维教授概括，自己四十多年来在实践层面上体会了中印关系的变化。1987年王教授访问印度时，中印关系实际上仍处于冻结状态，而1988年12月印度总理访华之后才正式解冻。之后，王教授又在1988年、1994年、2001年、2003年、2006年多次参与和出席在印度召开的各类重要学术会议，发表关于义净和玄奘的多篇学术论文，不仅结识了众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的学者，而且在国际上发出了来自中国的声音。王教授的学术历程与中印之间的政治往来融合在一起，他作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印关系不断升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这段历史以及自己在印度的种种所见所闻，幽默风趣且引人入胜。
另外，王邦维教授还援引了一个实例来帮助大家了解印度的工作方式。2007年，随着那烂陀寺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时任印度总理卡拉姆（Abdul Kalam）提出在那烂陀寺遗址上重建一所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的构想，得到了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支持，于是在新加坡召开了首次工作会议并成立顾问小组。除了王教授外，小组中的其他学者还包括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日本学者中西进（Nakanishi Kin）、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等。据王教授介绍，经会议讨论产生提案后，须由印度下院（人民院）和上院（联邦院）批准，之后才能获得政府拨款并开始落实。此后，那烂陀大学重建项目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许多亚洲国家的支持的协助，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在新德里与中印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并宣布中国向那烂陀大学重建项目捐款100万美元。
在第三部分，王邦维教授着重为大家介绍了北京大学印度学学科的发展史。北京大学的印度学学科可以追溯到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当时聘请了梁漱溟、俄国学者钢和泰、汤用彤等学者并开设有印度哲学、梵文、古印度史等课程，到1946年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被聘为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1978年，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成立了南亚研究所，既是当时社科院第一个涉外的研究所，也一度是国内研究印度最为重要的基地。但遗憾的是，之后南亚研究所的发展受到了许多挫折，于1984年分裂为北京大学和社科院两个独立的研究所，而90年代兴起的欧美和日本研究又使得南亚研究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缺乏支持，最终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在1991年被拆分并入东语系和亚非所，社科院南亚研究所则在吸收了日本研究室后改名为亚太所，然后再改新名。原来作为主体的南亚研究的队伍一再萎缩，变得很小很小。王教授总结道，当年的南亚研究所贡献重大，为国内学界培养了一批研究南亚方面的人才。目前尽管有许多大学又建立起南亚研究所，但是力量薄弱、人员不足，王教授希望能够借助于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南亚研究继续得到发展。西北大学其实也曾经在南亚研究方面有过一个队伍，也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西北大学地处西部，建议西北大学因应目前的形势，根据自己的条件，也做适当的布局。
接下来，王邦维教授就印度的现实政治，特别是印度教民族主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王教授指出，印度在争取独立以及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有其合理性，表现也比较温和，但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几十年间快速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就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王教授进而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提醒我们对于印度政治格局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有待加强，除了过去学者们比较熟悉的国大党（National Congress）外，我们长期以来对其他政治党派缺乏足够的了解，包括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以及众多地方政党。
在讲座的最后，王邦维教授尝试对印度的未来提出一些展望，并与各位师生探讨。印度文化具有非常强的韧性，因此也是一个有韧性的国家，它的崛起和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在南亚以及更大的一个周边地区中所处的态势。基于此，王教授提出，虽然印度在政治上不时会发生一些震荡，包括党派政治的变化和国内外的宗教冲突，但整体基本稳定的态势不会发生改变。同时，印度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边境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仍是当下和未来会困扰印度的复杂问题，而和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印边境问题也将会是在中印之间的交流和摩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彻底解决。为此，王教授建议我们在研究印度问题时既要有短线和中线的研究，也要有长线的研究，长尺度地看待印度整体的问题，推进目前我国对印度的认识。
李利安教授随后对王邦维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并以目前中印之间一段家乡外交的佳话为结语总结了今天的主题。李教授特别强调，长安长期以来是中印之间文化交往的重要口岸，而地处长安的西北大学也有着深厚的南亚研究传统和基础，包括彭树智先生、高杨老师等著名学者的辛勤研究和丰硕成果，王邦维教授的精彩演讲既是对到场师生的详细指导，也是对西北大学南亚研究的大力支持。会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景晶以及几位同学向王邦维教授提问了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它在目前印度的文化整合进程中的作用和隐患，以及印度民族的“争鸣”传统等问题，王教授一一做了解答。最后，在现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