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3日晚七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34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聚焦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一至六章，由西北大学博士生李鑫、硕士生陈祥珍和王文瑜三位同学进行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副教授应邀担任评议嘉宾。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文学院以及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单位的2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陈祥珍同学对《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一至二章内容进行了汇报。她着重介绍了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学术地位、生平经历和思想形成背景。汤因比188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75年去世，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宏观史学“文明史观”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专攻古典文学与古代史，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为他日后进行跨文明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亲历了战争的残酷与欧洲旧秩序的崩溃。1921年至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他担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亲临前线，实地观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这些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传统史观无法解释人类历史的深层动力，必须寻找更为宏大的分析单位。
陈祥珍同学特别强调了汤因比的中国之行对其思想的重要影响。1929年至1930年，汤因比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半月，访问了多个城市，并将当时的中国称为“新世界”。这次旅行使他亲身接触到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东方文明形态，为他日后批判西方中心论、倡导多元文明等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基础。此外，汤因比曾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与1946年巴黎和平会议，这两次和会经历使他直面战后秩序的重建与大国政治的博弈，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文明兴衰规律的思考。这些来自决策层内部和战争前线的实践经历，共同塑造了汤因比独特的学术视野——既有宏大理论建构的能力，又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
陈祥珍同学接着梳理了汤因比代表作《历史研究》的核心理论框架。这部巨著共12卷，出版时间跨越1934年至1961年，前后耗时27年，堪称20世纪最宏大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
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国家或民族，而是文明。他将人类历史归纳为21个成熟文明和5个停滞文明，认为所有文明在哲学上是同时代的、在价值上是等价的。他提出文明的起源并非源于安逸的环境，而是源于人类对自然或人为挑战的成功应战，即“挑战—应战”模式。他将文明的发展分为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把文明视为具有生长盛衰规律的有机体。汤因比提出了三个典型的文明模式：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他认为“希腊—中国的组合模式”是解释人类历史各阶段的标准模式。他尖锐批判西方中心论是“明显的主观主义”，主张不同文明“应该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
陈祥珍同学还介绍了汤因比从《历史研究》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的思想转向。一战的爆发、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以记者身份亲临希土战争前线，这些经历促使他对西方文明自身危机进行反思。他的思想渊源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美国历史学家特加特像生物学家研究生命形态那样研究人类社会的思路。1921年，在从伊斯坦布尔返回伦敦的火车上，汤因比在一张草稿纸上拟定了《历史研究》的写作提纲。1934年前三卷出版后，汤因比接连遭遇母亲去世、长子自杀、与妻子离异等一系列打击。二战中法国战败等政治局势的恶化，更让他对文明本身失去信心，于是从早期对文明规律的理性探索转向对宗教救赎的精神追寻。《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出版于1956年，其创作深受当时国际局势、学术进展及个人经历及心境变化的影响。宏观时代背景是二战后的精神危机与核恐惧，个人精神历程中，二战伦敦大轰炸的亲身经历、离异、丧子，使他曾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这促使他将探寻的目光从外在文明的兴衰转向内在精神的救赎。他不再认为宗教只是文明的附属品，而是认为“高级宗教并非他一度认为的那样是文明的婢女，其功能是帮助文明取得更高成就。他现在相信正好相反：文明的兴衰存亡，其目的在于通过高级宗教的创生来促进人类的精神进步”。创作契机则是吉福德讲座规定讲演者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天启宗教”为依据，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从历史与哲学视角探讨宗教的绝佳平台。
在第一章“历史学家的观点”的解读中，陈祥珍同学深入剖析了汤因比提出的核心命题。历史学家的观点面临自我中心的必然性与罪恶：人类在观察宇宙时，必然受限于自身所处的空间和时间，因此视角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虽然自我中心是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在理智和道德层面上，将自己视为宇宙中心是一种罪恶和狂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人类借助记录和保存记录的技术获得的一种能力，它使得人类能够在想象中复活过去的时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我中心，对其他时代和地区的人产生同情。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依然是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他们往往会潜意识地用自己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争议去感受、评价历史人物。关于宇宙节奏的基本史观，历史学家们在拓展精神视野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宇宙观。希腊与印度传统认为宇宙是由非人伦法则支配的循环运动如日夜交替、季节更迭，这种循环观能够纠正自我中心，但容易让人觉得历史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犹太—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传统将宇宙看作由理智和意志支配的非重复运动，就像一场有开局和结尾的戏剧，这种线性观赋予了历史极大的意义，但也容易让人重新陷入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国的观点将历史视为类似乐曲变奏的结构，既有重复的节奏，又非完全自我中心，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前两者的矛盾。针对晚近西方史学派认为历史是混沌、无序流变的观点，汤因比借用柏格森的思想指出，所谓的“无序”只是因为没有发现特定的秩序，这种拒绝承认历史模式的做法，实际上是让心灵受制于某些潜意识中更加原始、浅薄的模型。
在第一章的最后，陈祥珍同学强调此章节确立了全书的基调与核心问题意识。汤因比指出自我中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根本困境，人类无法彻底摆脱自我中心，但也不能放任它。历史学家的独特使命，正是有意识地、尽管永远不完美地尝试超越自我中心，通过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理智上部分地克服这一局限。这种试图超越自我中心的努力，构成了全书分析各种宗教的基调。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所有历史学家和人类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宇宙的本质是什么？”汤因比认为自我中心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也是一种带来痛苦和罪恶的根源。人类宗教史，本质上就是人类试图理解宇宙本质，并试图克服、纠正或升华这种自我中心的挣扎史。
在第二章“自然崇拜”的解读中，陈祥珍同学梳理了汤因比的分析。人类崇拜的三大对象可以归结为自然界、人本身，以及超越自然和人之上绝对实在。自然崇拜是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宗教，它起源于人类早期对自然力量感到无能为力的漫长阶段。即使在人类取得技术进步、征服了外部物质自然之后，自然崇拜的残余依然保留在现代的高级宗教中。人类虽然征服了外部自然，但人类心灵和潜意识中的自然却依然如同桀骜不驯的野兽，难以被理智和意志所驾驭。哲学家们往往低估了人性中这股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巨大力量。自然在人类潜意识中具有双面形象：作为可怕的怪物，自然展现出无情、非道德、盲目创造和毁灭的一面，这是宇宙图景中丑恶的一面，为了迎合这种残忍的力量，人类曾进行过残酷的动物或活人献祭；作为悲剧的牺牲者，自然也有为了生存和前进自我牺牲的一面，在神话中这体现为用神的躯体创造宇宙，或者母亲眼见儿女受难。对自然这两极的崇拜开启了不同的道路：作为怪物的自然崇拜导向了人类对人自身力量的盲目崇拜；作为牺牲者的自然崇拜则引发了人类通过自我牺牲与自然保持交感，最终导向了对神的赎罪性崇拜，为高级宗教的受难救世主形象树立了榜样。
陈祥珍同学分析道，自然崇拜的两种面向，分别打开了通往两种不同的人类崇拜之门，直接引出了后续几章的主题——第三章至第五章讨论“人的崇拜”，第六章则正式引入“高级宗教”的出现，正是从牺牲者自然的崇拜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以爱和自我牺牲为核心的精神革命。她总结道，第一章确立了“自我中心是人类根本困境”这一核心命题及历史学家超越自我中心的观察立场，为全书奠定了基调；第二章则作为宗教考察的起点，展示了最古老的自然崇拜及其怪物与牺牲者的双重面孔，证明其无法真正解决自我中心问题，为后续批判人的崇拜并引出高级宗教的论述铺平了道路。
王文瑜同学接着对《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三至四章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汇报。她首先回顾了汤因比文明史观的核心框架。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可以入手的历史单位，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可加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他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不仅包括文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具有特殊功能，是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记。他认为宗教在文化中起的作用最大，所以把宗教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各文明均需服从历史规律，即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衔接因果关系是“挑战”与“应战”的对立统一关系。文明解体的基本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三种成员：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
在第三章“人的崇拜：区域社团的偶像化”中，王文瑜同学指出，区域社团崇拜具有“非公开的主导信仰”的特征，即区域社团的崇拜者不敢承认他们对集体的人类形式的神信仰超过对一个高级宗教的信仰。人的崇拜能够建立对自然崇拜的优势而不必遮掩，这是一个渐进的、平静的、觉察不到的革命。原始自然崇拜的传统与区域社团并存，并且是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守护神本来就是自然神。对区域社团的崇拜必须牺牲先前占有这个领域的原始宗教。在所有三代文明中，一个社会由以形成的区域社团，在社会的第一阶段不仅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主要的崇拜对象。区域国家崇拜信仰不相容，具有排他性，不能共存，容易引起区域国家战争；而自然崇拜具有包容性、多神的非排他性，不同自然神崇拜者之间没有必然冲突。当区域崇拜取代自然崇拜后，其自我中心特性导致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破坏，促使人们转向超越性的高级宗教。但统治者对此持排斥态度，转而寻求统一社团或个人崇拜来填补精神真空。汤因比进一步指出，区域社团早期是文明生存必需，后期走向敌对与内战，心态幼稚、乐观、目光短浅，鼓励竞争、斗争、狭隘的自我中心，领袖多是军人、政客，务实但残忍，制度贴近生活，有共同体情感，最终因内斗走向毁灭，被统一帝国取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批判：统一帝国为续命而人为制造宗教、指定保护神，本质上都是权术，注定无效。
在第四章“人的崇拜：统一社团的偶像化”中，王文瑜同学分析了统一社团崇拜的历史背景与特征。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偶像崇拜大大优于区域性的人的崇拜形式。它在一个行将解体的文明的一个历史阶段上适时产生出来。统一社团偶像化的历史背景是：区域崇拜早期合理、后期灾难，社会濒临解体，统一帝国崇拜成为拯救文明的唯一有效方案。统一帝国的掌权者发现，不论采取冷漠和非人格化的被神化的制度形式，还是采取不体面的人格化皇帝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要使他们的臣民对作为崇拜对象本身的统一帝国非常忠诚，愈来愈不容易了。有人倾向于“减弱”皇帝的神性，甚至完全否定皇帝的神性，并寻求对这种损失的政治补偿，这种补偿因为帝国在外在于它并且高于它的某种东西中设法找到了一种新的宗教认可而被一笔勾销了。王文瑜同学总结道，第四章在宗教发展序列中具有过渡意义——统一社团偶像化是介于区域崇拜和高级宗教之间的关键环节，虽具普世性，但仍未达到真正超越世俗的层次。
接下来，由李鑫同学汇报第五至六章的内容。这两章被公认为全书的关键部分，涉及对偶像崇拜的批判和高级宗教的历史逻辑。在第五章“自我圆成哲学家的偶像化及其内在困境”的解读中，李鑫同学首先介绍了汤因比在这一章中的时代诊断。汤因比延续对“人的崇拜”的批判。在区域社团崇拜（民族国家崇拜）破产后，人类精神转向了一种更为精致、以个体为中心的崇拜形式。这种双重崇拜形态表现为：非人格化崇拜即对统一帝国制度与秩序的崇拜，以及人格化崇拜即对通过理性与道德达到自我完善的哲学家的推崇。汤因比以孔子、柏拉图、悉达多等精神导师为思想典范。他们多为“老于世故的人”，在旧秩序崩溃的时代，试图通过个人的精神修炼与道德完善，填补社会的信仰真空。汤因比指出，对“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本质上是人类在寻找终极价值时，从对“集体”的依附转向对“个体精神完美”的推崇。这一转向虽体现了理性的觉醒，但也埋下了将“人”等同于“神”、以有限理性追求无限完美的内在困境。
为了具体说明这一困境，汤因比以小乘佛教为例进行了理论推演。小乘佛教的核心逻辑是：每一生物都设法使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这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底层逻辑；痛苦的根源在于欲望的无尽燃烧，欲望是维持“自我中心”的燃料；解脱之道在于达到“涅槃”，即欲望的彻底寂灭、自我的完全泯灭。然而，汤因比犀利地指出，这种追求本质上是极致的利己主义。哲学家们只专注于个人的解脱与精神修炼，对外部世界和他人的苦难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独善其身”的封闭性，使得小乘佛教陷入了价值悖论——正如有人反讽地赞美它“他救别人，不救自己”，这种反直觉的赞美恰恰反衬出小乘佛教只关注自我、缺乏社会关怀的内在局限性。彻底的利己主义使其无法凝聚社会共识，注定无法成为具有普世性的精神力量。
第六章“高级宗教的本质特征与历史使命”是全书的制高点。李鑫同学详细阐述了汤因比在这一章中的正面建构。汤因比将高级宗教定义为既摒弃了对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也否定了对人的片面神化的信仰形态，指向一个既非“人的投射”、亦非“自然化身”的绝对存在。高级宗教的核心使命是解决人类永恒的痛苦。汤因比认为，痛苦是人类存在无法回避的本质特征，而非偶然的不幸。任何试图将“人类力量”或“物质成就”神化的尝试，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痛苦。唯一的出路在于引导人类与超越性的绝对存在建立深层精神联结，从而获得解脱。为了说明高级宗教与“自我圆成哲学”的根本区别，汤因比以佛陀为例进行了对比。在小乘佛教中，修行者追求个人解脱，是“自了汉”；而在高级宗教的意义上，佛陀在已达涅槃境界后，自愿放弃个人解脱，践行“不入涅槃，住世说法”的誓言。这种从“自了”到“普度”的本质转变，正是高级宗教精神的完美化身。与追求个人解脱的利己主义哲学家形成鲜明反差，高级宗教的创始人致力于普度众生，将个人的觉悟转化为对他人的救赎。汤因比进一步指出，高级宗教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解体与崩溃时，社会内部精神需求激化的必然结果。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欧亚大陆各大文明同时经历解体阵痛，也同步诞生了影响深远的高级宗教与哲学体系，这就是辉煌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是人类在文明危机中，面对生存困境与精神迷茫时，对“精神救赎”与“终极关怀”发出的共同追求与回应。
在完成对第五、六章文本的解读后，李鑫同学进一步将汤因比的宗教观与三位经典社会学、宗教学家的理论进行了比较。与涂尔干的比较：涂尔干提出“社会投射论”，认为宗教是“社会的投射”，神是被人格化的社会本身，宗教的本质功能是加强社会团结，维护现存秩序。汤因比在承认原始宗教确实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上，强调高级宗教的“超越性”——它不依附于特定社会，反而常常批判和挑战现存秩序。与韦伯的比较：韦伯聚焦于宗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典论证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新教伦理如何孕育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汤因比则从更宏大的视野出发，关注宗教与整个人类文明兴衰的深层关联。他认为文明的解体源于精神内核的枯竭，而高级宗教是旧文明解体后的精神升华，为新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基础。与伊利亚德的比较：伊利亚德是宗教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致力于揭示宗教现象背后的普遍结构，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区分”，所有现象皆是“神显”，关注的是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共时性结构与普遍意义。汤因比则从动态的历史视角出发，关注宗教在时间长河中的历时性演化，认为神圣是在历史中逐步显现的，人类历史即“宗教的逐步显现”，演化路径是从原始宗教到区域崇拜，再到高级宗教，认知不断深化。
李鑫同学最后对汤因比理论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汤因比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其宏大的文明视野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他驳斥了“宗教消亡论”，对技术崇拜与民族国家崇拜仍具警示意义。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过分夸大宗教作用，忽视了经济、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高级宗教”概念主要基于欧亚一神教经验，存在西方中心视角；过度强调超越性，未能充分关注宗教被政治利用成为压迫工具的历史事实。李鑫同学还提出了三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代社会并未解体却出现了全球性宗教复兴，这一现象如何用汤因比的“挑战与回应”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如何界定？汤因比预言未来的世界宗教将是基督教和佛教的融合，这一预言是否具备现实合理性？他还总结了汤因比研究对当代学术的三点启示：确立全球史的宏阔研究视角，突破单一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重视“软历史”的精神史研究，深入挖掘宗教、文化、价值观等深层驱动力；坚持多元融合的跨学科方法，打破学科壁垒，构建立体全面的解释体系。
在三位同学汇报结束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副教授应邀进行了深入评议。张老师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位同学对汤因比历史哲学立场的准确把握，尤其赞赏陈祥珍同学能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学者生平，王文瑜同学在研究中参考相关文献的学术对话形式，以及李鑫同学对汤因比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她指出，三位同学的合作成果展现了很高的契合度，这种团队协作精神值得肯定。
张老师随后从多个维度对汇报内容进行了延伸讨论。她首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代学人是否受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在研究中将其作为默认前提？她认为，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存在根本差异——汤因比更强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而非冲突。张老师深入分析了汤因比的思想特质。她指出，汤因比注重精神动力对文明演进的推动，认为历史表象的循环背后存在着认知迭代的核心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在经历了三次神秘体验后，最终放弃了神学框架对终极实在的论证，转而倾向于道家对世界规律的认知。这种思想转变体现了对东西方哲学差异的深刻理解——他将方法论视为“术”，而更关注“道”的层面。
张老师还特别强调了汤因比的教育背景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汤因比曾在温彻斯特公学接受贵族教育，这塑造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然而这种精英教育背景与他后来表现出的叛逆学术风格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他在希腊讲席期间既坚持学术中立又抵触当地环境的矛盾，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政治资助与学术独立间的永恒困境。张老师建议，可以将汤因比与同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如钱穆、陈寅恪进行对比研究，这种跨文化学术视角具有独特的价值。关于汤因比的历史观，张老师指出其根植于古典教育背景，尽管他突破了线性史观，但仍未完全摆脱进化论的影响。有趣的是，这种思想在东方更易被接受，因其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她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至今仍在面对与百年前相同的现实困境——战争、冲突、精神危机——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循环论的当代意义？
张老师进一步探讨了汤因比理论在当代语境下的解释力问题。她指出，研究逻辑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偏差：原本应指向文明解体的结论，却在现实中转向了宗教复兴。关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张老师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内向超越性和宗教功能，其区域性和统一性特征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最后，张老师总结道，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在于关注人类共通的生活处境与困境。她鼓励同学们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保持问题意识，同时强调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她提议未来可以合作开展社会实践或工作坊，关注当下人类处境。
在张老师评议之后，谢志斌老师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谢老师首先对张嘉妹副教授的精彩评议表示衷心感谢。他高度评价了张老师的学者风范，指出顶尖大学教师的标杆作用对西北大学学生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谢老师特别提炼了张老师发言中的三点重要启示：第一，批判性继承知识时要保持历史同理心，不能以现代标准简单否定历史成果，这体现了学术评价需要时空维度的考量；第二，要尽量避免从理论出发观察个别问题时出现泛化认识和武断评价，应结合从个体出发、从具体入手，深度剖析以求更贴近真实；第三，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张老师不仅在语言学领域造诣深厚，在宗教、文学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这对宗教学背景的学生尤其具有启发性。谢老师还从学术路径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从个别到国别的研究路径，相比于传统的“理论套现实”模式，能够更深入地触及实际问题。他认同张老师关于打破学科壁垒的观点，主张通过语言深入实际问题。他谦逊地表示，西部高校在资源上与顶尖学府存在差距，但期待未来能够开展更多的跨校学术交流与合作。他将宗教、哲学等研究最终归结为“研究人”，凸显了人文关怀的学术转向。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34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