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5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138期读书会在线上举行。本期读书会研读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十四至二十章，由历史学院硕士生张宇扬（第十四至十六章）、历史学院硕士生杜治寰（第十七至十八章）、哲学学院博士生孔垂凯（第十九至二十章）三位同学领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赵盼老师受邀担任评议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文学院，以及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共同参与。
首先，张宇扬同学围绕第十四至十六章进行汇报。他首先指出，这三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史，而是追问一个核心问题：传统宗教权威衰落之后，西方人的精神热情与最高忠诚转向了何处。汤因比给出的线索是：精神转向首先指向经验科学与技术，继而影响全球，最终转化为对民族国家与统一帝国的崇拜。第十四至十六章真正探讨的是世俗化进程中神圣性如何转移的问题。
张宇扬梳理了汤因比的基本立场。汤因比在全书前言中强调，自己并非建立神学或哲学体系，而是以历史学家身份从文明兴衰与社会经验出发观察宗教。第十四至十六章位于“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这一总体框架之下，共同讨论西方世俗化及其世界性后果。三章具有清晰逻辑链条：第十七世纪西方为何从宗教争论转向科学与技术——第十五章说明技术优势为何迫使非西方社会接受晚近西方文明——第十六章追问当技术无法满足精神需求时，空缺由何填补。汤因比的答案是民族国家与统一帝国这两个政治偶像。
关于第十四章，张宇扬指出，十七世纪初西方深陷宗教战争与教派狂热，但到世纪末，经验科学及其技术应用已在社会精英中取代宗教成为新的最高追求。这一变化起初仅发生在少数人当中，十八世纪后才逐渐扩散。汤因比认为这并非无神论的必然胜利，而是宗教幻灭后留下的理智与道德空缺为新的理想所占据。西方并非从有信仰直接进入无信仰，而是将原先寄予宗教的希望逐步转投于技术。
张宇扬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转变在不同领域中的差异。在政治层面，西方并未真正摆脱权威，只是将原本赋予教会的神圣性转移给区域国家。而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变化更为深刻——人们不再首先服从古代或宗教权威，而是转向观察、实验、推理与实际效果。汤因比称之为理智与道德上的一场革命。这也埋下伏笔：知识领域反对权威，并不等于政治领域不再产生新的偶像。世俗化并非各领域同步脱离权威，而是不同权威以新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
关于人们转向自然研究的原因，张宇扬归纳了两点。其一，西方人对宗教狂热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厌恶。英格兰内战后，许多知识分子离开神学争端，转向自然哲学，因为自然研究虽存分歧，却可依赖观察与实验得出结论，不必将意见差异升级为战争。其二，人不能仅放弃强烈信仰却不为新的信仰留出出口。汤因比借用比喻：拔出一颗钉子，还需钉入另一颗。经验科学与技术成为宗教的心理等价物，既吸收人的智慧与激情，又承诺改善现实生活。观察与证据不仅是求知方法，也被期待为裁决社会分歧、抑制狂热的共同尺度。
张宇扬强调，权威并未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技术专家与经验主义者表面冷静无害，强调公共利益与合作，但他们创造了新的权力形态。附录所引达·芬奇、帕斯卡、斯普拉特、格兰维尔、培尔等人的文字，共同呈现了反对迷信权威、重视观察实验的时代精神：经验取代旧权威，技术取代宗教。崇拜并未消失，只是改换了对象。
第十五章中，张宇扬将视线转向非西方世界。十七世纪后，西方大量投入技术，财富与军事力量同步增长，传统宗教的排斥性相对减弱，非西方人得以进入西方学校学习。西方通过武力和经济优势施加压力，同时提供技术教育。非西方社会最先接受的并非基督教，而是可立即用于军事、财政与国家生存的技术。
张宇扬列举了汤因比的三个典型案例：彼得大帝十七世纪末赴西方学习；奥斯曼帝国战败后推动军事改革；日本在佩里舰队来航后通过明治维新全面更新制度。三者的共同点在于：西方技术优势首先通过军事压力显现，学习西方出于生存需要而非单纯欣赏。随着差距扩大，局部模仿渐显不足，改革从军队扩展至整个国家制度。
张宇扬特别阐释了汤因比关于“文明要素相互依赖”的判断。非西方社会起初只想采购武器，不愿更改原有制度与生活方式。但文明是由相互依存的制度与行为构成的整体。军队需要操练、公共卫生与稳定军饷，军饷需要财政金融，武器供应需要工业技术与教育体系。引进一项军事技术，会不断要求更多配套改革。所谓只取技术、不动其他，长远难以实现。全面西化虽可缩小技术差距，却会将西方的精神危机一并带入。许多西化者将世俗化误解为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即可提供稳定的生活目标。但西方并未真正解决宗教衰落留下的精神空白。
第十六章探讨新的政治崇拜。张宇扬指出，世俗化未给西方提供稳定的精神归宿，希腊罗马世界的两个偶像重新出现：神话的区域共同体与神话的统一帝国。前者在近代西方表现为民族国家。宗教改革、方言兴起及跨国教会网络的衰落，使国家逐渐获得个人的最高忠诚。至二十世纪，民族国家几乎成为西方最普遍的世俗宗教。第二个偶像——神话的统一帝国——源于交通与技术缩短了物理距离，使世界在物质上更加相互依赖，但无法让人的思想与情感同步统一。在主权国家并立、核武器存在的世界里，人类可能因渴望和平而神化世界政府。汤因比并非否定国际合作，而是警告任何政治组织被赋予绝对价值都将是危险的。
张宇扬总结道，第十四至十六章共同说明：技术可以改变生活，但无法自动疗愈精神创伤。旧宗教退场后，人仍可能制造新的神话偶像。宗教需求不会消失，只会以世俗形式重新显现。
接下来，由杜治寰同学从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十七至十八章展开汇报。他指出，这两章讨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转变——社会向前发展，人的心理状态随之变化，崇拜对象的变迁深刻影响生活方式。
杜治寰首先阐述了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社会由无数个体组成，若各行其是则会散掉，需要共同理想维持团结。抽象观念难以理解，需要活生生的英雄作为象征。不同时期的英雄形象体现人类目标的变化，研究一个时代崇拜何种英雄，即能判断其内心渴望。
杜治寰回顾了中世纪的理想人物。艰苦条件下，圣徒与骑士成为崇拜对象。圣徒虔诚至极，放弃物质享受，将一生奉献于信仰。百姓敬仰圣徒，深信万物皆由神明赏赐。骑士代表正义与力量，但地位次于圣徒，因为中世纪认为灵魂得救比肉体生存更重要。十七世纪欧洲发生思想地震，知识的工具化改变了世界。人们忽然重视现实生活，不愿再忍受饥饿与贫穷。技术专家成为新的英雄形象。过去的哲学家只坐而论道，轻视动手实验；技术专家则亲手将理论转化为实用之物——水车、改良农具，让生活切实改善。
杜治寰重点介绍了培根与霍布斯。培根宣布科学的目标是赋予人类新的发明与财富，无用的科学不算好科学。霍布斯更直接地将哲学定义为谋取技术成果的工具，认为知识必须产生实际效果。实用主义思潮迅速席卷欧洲，整个社会陷入对发明的狂热。
杜治寰指出，达·芬奇早在一百多年前便预见到技术时代的来临。他热爱机械，认为力学是数学的乐园，工具是人类手脚的延伸。但他同时警告：实践若无科学指导如同盲目航行，若只追求眼前实用，人类将走向毁灭。遗憾的是，十七世纪的人们将此警告抛诸脑后。
杜治寰追溯了技术被压制的历史根源。希腊文化歧视体力劳动，视思考为高尚，将工具发明交给奴隶。基督教继承了这种偏见，导致西方长期不鼓励技术发明。工匠地位低下，沉迷机器者遭人嘲笑。但普通百姓仍默默改进工具，在逆境中坚持了十三个世纪。十七世纪思想解放释放了这股被压抑的能量，西方技术发展从此一骑绝尘。在具体技术突破方面，杜治寰讲述了重型铧犁的农业革命。北欧土地坚硬，轻巧农具难以应付。重型铧犁以铁质犁刀斩断草根，以铸铁板翻土埋草，使荒地变为良田，粮食产量井喷式增长。发明者并非饱学之士，而是被罗马人轻视的“蛮夷”，说明生存智慧存在于普通人身上。运输工具也发生了变革。古代人将牛的挽具直接套在马身上，压迫马的呼吸道，使其无法发挥力量。中世纪工匠发明新式挽具，将受力点从脖子移至肩膀，马的拉力提升数倍。理性方法克服了传统惰性，运载力瓶颈被突破。理性精神同样运用于战场。石弩以机械绞盘突破人类臂力极限，发射的巨矢可射穿盾牌。防御方不断加厚铠甲，最终铠甲沉重到士兵需靠起重机才能上马，一旦摔倒便无法起身，彻底失去实战价值。造船术的突破使西方控制了全球海洋。十五世纪的造船匠综合地中海船体、欧洲方形大帆、印度洋三角帆、中国指南针与阿拉伯星象仪器，安装了灵活尾舵，一人即可操控巨轮。融合了全球智慧的帆船成为征服世界的工具。技术力量膨胀之时，人的心态随之膨胀。技术开始被神化，成为新信仰。西方精英废黜了上帝，让技术填补精神虚空。人通过统治自然确证自身神性，产生了自己是宇宙主宰的危险错觉。十九世纪技术崇拜达到顶峰，社会充满盲目乐观，坚信进步之车永不倾覆，遗忘了宗教战争的教训，无人思考技术的反噬。
但1945年的灾难击碎了所有幻想。原子弹将一座城市化为灰烬，技术专家从善良天使沦为放出魔鬼的罪人。科学家自己也崩溃了——他们发现自己亲手将毁灭武器交给了政客。更可怕的是，科学揭示了人类本性的野蛮与情绪控制的薄弱，人们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原子弹的力量。专业越成功，武器越致命，对社会的威胁越大。
研究经费的庞大需求使科学沦为政府的附庸。重要研究被贴上最高机密标签，科学家失去自由。政治控制拖累了科学的自由原则，使科学从全人类的福祉变为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不仅科学家失去自由，普通人的自由也在流失。为避免核战争，人类社会走向高度组织化的福利国家。安全与公平的代价是个人自由的牺牲。政府每提供一份安全保障，就取走一份自由裁量权。
杜治寰指出，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自由的流失。交通法规日益严格，强制社会保险限制消费自由，政府将手伸入个人钱包深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福利国家采取强制生育控制，统一政府可能行使吕克古式特权——规定生育限额。
杜治寰指出，汤因比认为面对高压社会，人类还有一条生路：自由在精神王国的复兴。当物质与政治自由全部锁死时，人类必须向内寻找出路。宗教曾是罗马帝国臣民的宣泄口，宽容将成为技术时代的精神堡垒。救赎之道在于将宽容转化为爱。所有人都在通过不同道路接近同一伟大神秘，人类智慧渺小，每个人的理解只是碎片。精神探索者应认识到彼此在灵魂上的兄弟关系。信仰只能出于自愿，靠武力逼迫的信仰都是谎言。宽容的最高境界是互不干涉，最高境界是在理解人类共同局限后，去爱那些观点不同的人。
紧接着，孔垂凯同学围绕第十九至二十章进行汇报。他指出，第十九章讲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分离，第二十章探讨自我痛苦、自我中心与爱。汤因比的论述层层深入，逻辑清晰，旨在引出宗教传统的本质性真理与劝诫。
孔垂凯指出，第十九章主要围绕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内容展开，强调要将两者分离开来，回到宗教传统的本质——也就是它的真理和劝诫。汤因比在这里强调“劝诫”是有深意的——他是在强调宗教的一种实践或践行。宗教的真理不仅仅是被意识到，而且要在意识到之后去进行实践。真正的实践、真正的践行真理，才是真正认识到真理本身。
孔垂凯梳理了第十九章的大致思路。汤因比首先指出，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化世界受到两个历史事件的侵扰：一是西方对晚近西方历史崇拜的偶像大失所望，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基督教传统；二是现代技术消灭了空间的距离，使西方被迫要与其他民族的高级宗教紧密接触。这两种侵扰提出了一个历史任务：人类要发现宗教的本质，而且要将本质与非本质区别开来——前提是宗教存在本质。
孔垂凯进一步阐释了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分。本质性的真理是密藏在高级宗教里的劝诫和真理，它的生命比高级宗教本身还要长久，实际上是与人类共存的，因为它们暗示着一种精神存在。高级宗教里的这一光亮是它们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原因——高级宗教比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更深得人心，而且都更为长久。这光亮照明了人与他所在的神秘宇宙中的精神存在的关系，在这种存在里人所遭遇的乃是精神上比他崇高、与人的本质和其他一切现象形成对照的绝对实在。非本质内容则是高级宗教永恒而普遍有效的本质向该社会历史的某一特殊阶段的某一特殊社会成员传达自己的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传统基督教的语言说，就是为人类赎罪的代价是上帝的道成肉身。这包括高级宗教的制度化本身。这种非本质内容的形成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但是保持其本质内容稳定的永远是高级宗教的本质性的真理和劝诫，所有的非本质内容的变更也应该在适应时代性要求的同时保持与本质内容的一致性。汤因比举了十七世纪“礼仪之争”的例子——耶稣会士为了符合中国文明的特性和制度，采取了一些委婉性的举措，在坚持宗教本质内容的前提下对传教方式做出变更。虽然当时被罗马教廷否定，但历史证明耶稣会士的选择是正确的。罗马教廷的举措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是原罪——此罪每时每地都在寻找作恶的机会，而人类之不能没有社会制度则为它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孔垂凯强调，社会制度本身是作为一套运作模式来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最后却变成吞并个人不同诉求的机器，由手段成了一种僵化的目的。高级宗教的真正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向人的灵魂弘扬作为其本质的精神劝诫和真理，以使每一个灵魂能借此实现人类的真正目的。由于教会在历史上缺少维护其本质内容，反而过于强调教会本身，导致了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逐渐远离基督教传统，造成了西方精神的分裂。因此有必要对宗教非本质内容导致本质失落的结果进行拨乱反正，将宗教的本质内容从非本质共生物中分离出来。
孔垂凯接着介绍了七大高级宗教的本质性内容。汤因比以七大宗教作为考察对象——三种佛教型的宗教（锡兰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东亚西藏和蒙古的大乘佛教、印度佛教以后的印度教）和三种犹太教型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七大宗教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所知的现象界并不解释自己，这些现象必然只是宇宙的一个片段，宇宙的其余部分于我们依然是韬晦不明的。所以我们生存的宇宙是一个神秘的宇宙，宇宙间存在精神上比人类更崇高的存在。真知就其指导人类实现努力目标的行为而言是有用的，人的目标乃是追求同现象背后的存在的交往，为的是使人的自我同这个绝对的精神实在相和谐。所有七种宗教发出的都是同一种声音。关于绝对实在，所有七种宗教一致认为绝对实在具有非人格的一面——在佛教是涅槃，在印度教是梵，在琐罗亚斯德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抽象属性，在犹太教型的宗教是神秘体验。但是除小乘佛教外的六种宗教还一致认为绝对实在有其人格的一面——因为人的自我具有人格，人类与他的遭逢就可以用描述人际遭逢的语言来描述。人格化的一面使得各大宗教得以以人的方式去理解，宗教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充分的表达。绝对实在具有人格的一面这一共同原则促使它们解释一条共同的劝诫：自我须尽力祛除天生的自我中心。人通过转换消除自我中心的偏见，实际上是认识上的转变——因为意识到自我与上帝的意志、佛陀的佛性具有同一性，而获得了整体的视野。
孔垂凯指出，如果试图阐明高级宗教的本质是危险的，那么试图将其本质同能够并且理应抛弃的非本质连生物分离开来则更是危险。最稳妥的办法也许是从看上去是最外的一层开始剥起，然后小心翼翼地向核心一层一层地接近。
在第二十章的讲解中，孔垂凯指出，汤因比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走上探寻精神世界的道路，重新发掘宗教传统，并且认为在1945年开始的原子时代里，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活动领域将成为自由的天地。这种探索有两种局限：任何一种探索都不能径直悟入这一奥秘的核心；经过从数学物理的角度探索这一奥秘长达250年之后，我们不能回到传统基督教或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对于精神宇宙的理解中去。但我们这一代人与十七世纪晚期的先辈们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脱离传统的探求奥秘之路，从另一个角度找到新的开端。
关于人性，汤因比认为人类本质上不仅不相一致而且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两极对立——精神性和物质性，神性和兽性，意识和潜意识，理智的富有和道德及物质的匮乏，大公无私和自我中心，圣洁和罪恶，无限的能力和有限的体力与时间——总之，伟大和可悲的统一体。人类本性中的冲突因素不仅在人性中统一起来，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两极对立的精神力量彼此斗争的艰苦考验不仅是人而且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本质特征。宇宙的人类方面表明，宇宙除了从数学和物理的透镜看是一组波和粒子之外，还是一个自我的社会，在这个自我的社会里必然有欲望和痛苦。其所以必定如此是因为一个自我不能是自足的，它不能隔绝自身，也不能将其他所有自我和外物统统包容于自身。自我的其他两个特征必然是焦渴和痛苦的体验，自我的欲望和痛苦之不可分离已为人类普遍的经验所证实，所有高级宗教一致认为这种体验是理所当然的。
孔垂凯介绍了七大宗教面对人性痛苦的不同方案。汤因比认为不同宗教的对策的差别来自对这些事实的不同评价。小乘佛教提出的对策是以痛苦为至恶这一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以此为前提，解脱痛苦必然是至善，于是结论便是人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消除痛苦，消除痛苦的代价不外是自我断灭。对现存高级宗教基本观点的概述使我们面临指导人生的基于对人类和宇宙两种不同分析之上的两种不同对策。汤因比的意思并不是要评判七大宗教的优劣，而是指出不同宗教面对人性的不同解决方案透露出解决问题的不同道路，这些不同并不能成为绝对比较的标准。宗教的试金石不只在深化真理和解释劝诫方面，而且在帮助人类灵魂牢记真理和实践劝诫方面都取得相应的成功或失败。汤因比引用西马库斯的话来表达宗教是道路：“单循一条道路是永远达不到如此伟大而神秘的中心”。他注重宗教之间要互相尊重、宽容、敬畏。该时该地该民族文化造就了文明的特性，也造就了宗教的真理之路，当民族联系建立并加强，诸宗教也就需要互相补充。
孔垂凯在总结中指出，汤因比在这两章中主要探讨宗教本质与非本质的分野，以及人性与宗教的关联。一方面，他提出高级宗教的核心是其本质性真理与劝诫，此类内容关乎人类社会，可阐释人与神秘宇宙中精神存在的关系；仪式、教义阐释等非本质内容依附于本质内容衍生，他尤为强调高级宗教非本质内容的发展必须恪守本质性真理与劝诫的要求，绝不可偏离核心。这既彰显了汤因比对宗教本质性真理与劝诫的高度认同，也明确传递出宗教发展必须锚定本质性内容，否则将丧失精神内核的观点。另一方面，针对人性的矛盾性，他指出人性生来便伴随痛苦与挣扎，而高级宗教均针对人性痛苦给出了对应解决方案；不同高级宗教基于自身文化土壤与精神视角，代表着各异的救赎路径与真理内涵，可为困境中的人们提供多元精神慰藉与指引。
最后，赵盼老师对三位同学的汇报进行系统评议。赵盼老师首先高度肯定了三位同学的领读质量。她表示，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好读的书，有些地方甚至让人困惑到底在说什么，但三位同学都读得非常细致，对文本内容的把握非常准确——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有自己的梳理，把线索和脉络理得非常清晰，也对一些地方进行了评论。
赵盼老师随后围绕第十四至十六章展开评议。她指出，这三章的核心是讲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产生技术，技术如何一步一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从古代人鄙视技术（正如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中读书才是最高等的，技术是最不入流的东西），到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面临着文科被质疑“有什么用”的处境，人人都觉得应该去学计算机、搞科技，汤因比分析了技术从被鄙视、被置于社会底层，到后来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历程。
赵盼老师认为，汤因比在这一部分对世俗化的理解还是比较单向的，更强调的是技术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问题。她推荐了若干可以进一步理解世俗化历程的著作：汪民安的《现代性》可以帮助理解现代性内涵的丰富性——现代化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包括工具理性、进步主义等多重维度；吉莱斯皮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则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其实与基督教本身密切相关——人类并没有简单地放弃上帝，而是神学观念发生了转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宗教学必读书，涉及祛魅和工具理性的产生；查尔斯·泰勒的《世俗时代》讨论了在世俗化时代信与不信都不容易的处境；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从社会学角度讨论世俗化的定义和来龙去脉。关于统一国家偶像化的问题，赵盼老师推荐了罗伯特·贝拉的《背弃圣约》，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公民宗教”概念。
赵盼老师特别指出，汤因比关于非西方文明在进入西方文明过程中只想要技术却不得不接受整套生活方式的分析，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历程高度契合。她推荐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赛义德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会批评汤因比是西方中心论，但后殖民地区的民族身份认同困境至今仍在持续。
关于第十七至十八章，赵盼老师认为第十七章关于技术专家偶像化的论述非常精彩，而第十八章关于宗教宽容反而有点隔靴搔痒。她指出，汤因比在二百页处认为原子弹之后人类会开始反思技术、慎用技术，但这一预言在今天看来并未实现——过去三年内AI技术的大爆炸让技术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机恋、算法治理等现象表明，技术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上帝，主宰着我们的一切。在一个AI时代，文科还有没有用？所有人都在研究芯片、模型、算法的时候，研究佛典、研究圣经到底有什么意义？赵盼老师表示自己也没有答案，但这些问题值得每个人思考。她推荐了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大屠杀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野蛮，恰恰是在现代技术高度发展下的产物，一个杀人工厂中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这正是现代性对人的异化造成的可怕后果。
关于第十九至二十章，赵盼老师指出，这两章已经有点偏向哲学，汤因比从历史走向了非常个人化、主观化、情感化的表达。她提出了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第一，关于“高级宗教”与“低级宗教”的区分——这是典型的宗教进化主义，现代宗教学不太喜欢用这种概念。第二，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学者对“本质”有一种执着？这与汤因比的时代背景有关——宗教要应对现代性，就要为自己解释说宗教与进化论并不矛盾，那些矛盾的东西都是非本质的。第三，一种剥离了非本质连生物的宗教是否存在？任何信仰体系恰恰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语言文化深度绑定的。汤因比用“剥洋葱”的比喻，但剥到最后本质到底是什么？剥来剥去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最后讲的爱、走出自我等到底能不能称之为一种宗教？赵盼老师指出，汤因比的思想与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主义非常相似——希克提出所有宗教背后有一个终极实体（the Real），宗教之间不应争辩谁对谁错，而是彼此交流学习。但问题在于，一种没有明确信仰对象的、爱的宗教，到底能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
赵盼老师最后指出，汤因比的时代正是宗教世俗化发展的高峰，但八十年代以后全球经历了宗教复兴——原教旨主义运动、基督教右翼、灵恩运动、新兴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以及当代的灵性碎片化现象。这既印证了汤因比所揭示的精神危机一直都在，也说明了他所期望的那种包容的、去排他性的爱的宗教，在面对今天的存在危机时可能显得无力。
本次读书会持续两个小时，与会师生围绕汤因比的世俗化分析、技术崇拜、民族国家偶像化、宗教本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最后，主持人华也靓对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和赵盼老师的专业评议表示感谢。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38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