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4日晚七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39期活动于线上举行。本次汇报的内容为《大唐西域记》卷七，由西北大学硕士生张宇扬、杜治寰、金铭洋三位同学领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黄凯老师受邀点评，来自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0余名同学共同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首先，张宇扬同学领读《大唐西域记》吠舍厘国部分，涵盖七百贤圣结集、湿吠多补罗伽蓝与阿难分身寂灭三节。他结合原文译本，参据《五分律》《四分律》《付法藏因缘传》《高僧法显传》，梳理佛教遗迹与传说，探讨僧团戒律审议、经文讹误难以订正等问题。
关于七百贤圣结集，张宇扬介绍其缘起：佛灭一百一十年后，吠舍厘比丘行十事违戒，耶舍陀召集长老甄别持戒与犯戒。原文仅记“有十事出”，他以受取金银钱财这一争议为例，依托律藏还原争论经过。
随后他梳理耶舍陀、三菩伽等参会长老的师承，诸人皆承阿难之学，熟习三藏。结集审议时双方各派代表，逐条核验戒条，追溯戒文制定缘由，并非仅凭主观立场判定；审议结论当众宣讲，使大众知晓，对应《西域记》“依毗奈耶”“宣明圣教” 的记载。
接着他介绍了湿吠多补罗伽蓝，其距结集遗址南八九十里，寺旁留存四佛遗迹与阿育王塔，相传佛陀途经此地休憩。他提示玄奘依巡行路线记录古迹，叙事不按时间先后，后文阿难入灭传说年代早于七百结集。
最后，张宇扬同学对比《大唐西域记》与《付法藏因缘传》，介绍恒河两岸二塔的阿难分身传说：偈颂传讹因僧人固守旧说，阿难渡恒河时为避免两国冲突，河中入灭，遗骨两分供塔。
黄凯老师肯定了张宇扬同学的详细汇报，并做出了三点补充。首先是十例这一重要名相，黄凯老师提示同学们可以关注它从小乘经典到大乘经典中意涵的转变。其次，他还讨论了我们今日在阅读时对佛陀遗迹的想象，应结合玄奘的行迹进行思考。最后，黄凯老师讨论了阿难分身的二分说和四分说，其由来和接受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张宇扬同学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探讨。
接下来，杜治寰同学领读弗栗恃国及尼波罗国。他先参照《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周连宽的研究，介绍弗栗恃土地肥沃、花果茂盛，佛寺十余所，僧人不足千人，大小乘兼学，都城占戍挐多已颓毁，旧宫城仍住有三千余户。
弗栗恃又译跋耆，早期为多个部族组成的联盟，吠舍厘亦在其内。联盟为摩揭陀兼并后，旧名仍用于地域记述，《西域记》则将吠舍厘、弗栗恃分列。对于占戍挐今址，他介绍贾纳克布尔、巴利迦尔遗址及贾伊纳加尔等说，并结合路线图讨论方向与里程。贾纳克布尔位于今尼泊尔南部，贾伊纳加尔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两者并非同一地点。
在佛陀度渔人的故事中，五百渔人捕得十八头大鱼。佛陀制止杀鱼，使其忆知前生。鱼自述曾为婆罗门劫比他，因辱骂佛僧而受此身，忏悔、闻法后生天，渔人也舍弃捕鱼之业、出家证果。杜治寰同学解释“知而故问”，指出佛陀让鱼自述前世，使渔人听闻其受报经过。
他又以有部律典及《贤愚经》对读。有部律称十八头、三十六眼的大鱼为“摩竭鱼”，记其闻三法印后生天，再闻法证预流果。《贤愚经》的鱼则有百头，由五百渔人与五百牧牛人合力拖出，且历贤劫千佛仍不得脱离鱼身，出家证果者为渔人与牧牛人共一千人。
其他经文也有摩竭鱼危及商船的故事。《贤愚经》写商人同声称念“南无佛”，鱼闻声闭口；《西域记》卷八写漕矩吒商侣称念观自在菩萨名，得到持锡僧人救助。杜治寰同学还参照杨伯达《摩羯、摩竭辨》，介绍佛教摩竭与黄道十二宫摩羯的不同来源，以及辽代部分十二宫图像以摩竭代替摩羯、译名混用的情况。
最后杜治寰同学对尼波罗国进行介绍。尼波罗国以今加德满都谷地为中心，其出产赤铜、牦牛、命命鸟，以铜钱交易，居民擅长工艺，佛寺与天祠相邻，二千余名僧人兼习大小乘。
金铭洋同学接续尼波罗国的相关记载，结合《慈恩传》和其他文本对尼波罗国余下内容进行了汇报，尤其讨论了玄奘行迹与《西域记》的阙文问题。对读《西域记》与《慈恩传》的记述，玄奘于婆罗痆斯国和战主国两国的行经路线一致，而在吠舍厘国之后出现不同记载。《西域记》记载玄奘向东北至弗栗恃国，后向西北行千四五百里翻山进入尼波罗国，随后返回吠舍厘国并继续向南进入摩揭陀国；《慈恩传》则简写玄奘由吠舍厘南行，经吠多补罗城取得《菩萨藏经》，继而渡河进入摩揭陀国，未叙及弗栗恃与尼波罗两国。
关于吠多补罗城的考证问题，可以追溯至法国汉学家儒莲，他将《西域记》的湿吠多补罗还原为Śvetapura，并认为《慈恩传》中的吠多补罗与此一致。沃特斯在考释《西域记》时也承此说。印度学者辛格则提出异议，指出后者应为认为Buddhapura，二者虽同在吠舍厘国以南、恒河北岸，但实为两处地方。
在正文之下，季羡林先生的校注本还列出了多条“阙文备考”，涉及《西域记》版本问题的讨论。金铭洋同学依次梳理了范祥雍、高田时雄和王邦维三位学者的研究。范祥雍先生考辨二十三条阙文，首先提出《西域记》曾有两种文本的设想。高田时雄进而推断阙文的来源应指向辩机的原始稿本，并据日本古写本提出修订本更可能是字句润色而非大篇幅删改。王邦维先生则考辨范祥雍先生提出的前七条阙文，逐一论证其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确为阙文。金铭洋同学结合尼波罗国部分指出，王玄策等人多次出使该国，玄奘此述可能是其西行时的见闻，也可能来自王玄策一行带回的信息，阙文说未必成立。
黄凯老师还对此处涉及的王玄策行进路线和泥泊尔吐蕃古道问题进行了延伸，这是古代中西交通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金铭洋同学则补充了季羡林先生曾对王玄策从印度带回制糖技术以及印度甘蔗知识传入中国的路线进行过考证，值得大家重视。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139期读书会圆满落幕。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