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阳举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副所长，环境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谢阳举教授先后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十余项，出版《道家哲学之研究》、主编《环境哲学译丛》等十余种，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观音是大乘佛教信仰中最具影响力的菩萨之一，也是中国宗教信仰中最受欢迎的神祇之一。这种信仰于两晋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化最深刻也最全面的一种菩萨信仰，并对中国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民俗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情趣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观音信仰以各种方式广泛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信仰形态与文化载体，支撑并彰显着观音信仰的精神内涵和人文魅力。尤其是古往今来层出不穷的观音造象以佛教信仰的物化形态充当着链接神圣与世俗的视觉符号功能，既蕴含着中国民众的神圣信仰和精神诉求，也承载着信仰史、思想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递信仰、沟通精神、表达情感、实现体验、感动心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观音造像作为中国宗教信仰史的重要见证，一直受到佛教信仰者和艺术爱好者的亲近与关注。及至近代，随着宗教研究的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观音造像进行了多种视角和路径的研究，尤其是在考古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然而，以往对观音造像的研究多停留于造像艺术风格的梳理和其他一些外在问题的考察，对造像的宗教内涵和文化特性以及社会因素等问题挖掘不多，对形象背后反映的精神世界鲜有涉及。同时，从事佛教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学者一般都局限于传世文献，热衷佛教哲学、文学、历史等内容展开研究，对观音造像资料的挖掘缺乏足够的重视，尤其对观音造像与整个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的关系比较忽视。“于是，观音造像这种遍布山河大地、延续历朝历代，同时数量巨大、美轮美奂、内涵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料，并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挖掘和充分而合理的利用。”（第2页）
201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谢志斌博士新著《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研究》（引文只注页码）对隋代以前的观音造像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尤其是对其所蕴含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宗教意义、信仰内涵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选择等问题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摆脱了以往佛教造像研究中的偏狭与不足，成为佛教造像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学术突破。
第一，书中收集整理了155尊隋代以前的观音造像，除了清晰的彩色图片外，还整理了相关的铭文、题记、材质、尺寸、出土地、收藏地及资料出处等信息，这应该是对隋代以前观音造像最为全面的一次整理，为以后佛教研究、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二，该书梳理了隋代以前观音造像发展演变的轨迹，总结出“四大阶段”，并分析了历次变革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把握佛教艺术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三，该书充分借鉴考古学、艺术学的成果，又运用了图像解释学、宗教学、历史学的方法，侧重视觉图像和历史意识的关系，而且注意到了视觉密码与文化密码的关联，发现和揭示观音图像在形式、形象、母题、情节之后的更本质的内容，比如与观音造像相关的宗教教义、宗教实践、信仰群体及其心理体验等。
第四，该书还有不少拓展性探索，尤其是通过观音造像对人性的分析，试图从人的生命特性与生存诉求视角把握观音造像的人文内涵，比如该书在最后结语部分阐述了观音形象的美与真，及其与人性和终极之间的联系，不仅运用了“不二”“见性”“唯识”等较为高深的佛学义理，还利用“原型”“本我”“宇宙意识”“无疆界觉知”等心理学范畴进行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很有启发性。
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也引发了笔者对观音造像研究的一些思考。
第一，信仰与艺术的双重交织，将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精神创造凝聚在观音造像这种文化现象之中，从而既满足了信仰的诉求，也激发了艺术的灵感。因为宗教和艺术在起源和特征方面都有着紧密联系，从思维方式看，二者都通过运用想象和幻想来把握世界，但是两者也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如该书所述：“艺术的想象和幻想，目的在于创造艺术真实，审美地反映真实的人生，是主体现实精神的折射，其立足点主要是现实。艺术家并不把自己笔下的虚幻世界，当作现实。而宗教想象，把用想象创造的世界，当作一种真实的存在，反映在宗教造像中就有了‘敬神如神在’的观念。”（第5页）当一件艺术品被赋予了宗教意义的时候，它便成为神圣的代表甚至神圣本身，其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历史价值都将成为弱于宗教价值的属性。所以，观音造像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情趣是其主要特征，而且因为信仰的神圣性、复杂性以及时间的演变与空间的交错，使得观音造像的人文内涵更加绚烂多姿、微妙难测，但又令人心驰神往。
第二，观音造像是民众信仰的活化石，既真切地记录着信仰者的精神诉求，也反映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补充。如书中所说：“观音形象是人间之‘美’与宗教之‘真’创造性的集中体现。观音形象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凝聚了中国人对各种观音精神、品质的回应，在对这位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菩萨的回应中，中国人报以所有对美的理解，人们不遗余力地将可以想到的所有美的因素都附加在这位菩萨身上。”（第247页）所以，这些观音造像不仅蕴含着艺术家的艺术灵感，记录着艺术风格的多样与流变，更重要的是，这些造像是历史的印记，映射着不同时空下不同人群的生活画卷，凝结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历程与相互关系，尤其是这些造像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处境、不同需求的信仰者的一腔虔诚与真实愿望永远地熔铸在这些造像之中。观音以超人间力量拥有者的身份，通过集理想美于一身的造像，呈现出无尽的慈悲，弥补了中华文化的缺憾，顺应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中国人的文化需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其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个时代的苦难深重，也不在于哪些统治者的利用与支持，甚至也不在于知识阶层的大力推广，关键的因素还在于补充了中国文化在提供中国人生命需求时的严重缺失。”（第9页）
第三，早期观音造像如实地反映和记录了中国观音信仰发展的进程。观音的慈悲救世、智慧启迪、净土接引、密法加持等信仰形态很早就已经传入中国，特别是净土信仰后世极其流行。然而，从造像实例中可以看出，净土信仰形态并非早期观音信仰的主流，因为根据该书的研究，隋代以前，西方三圣组合只出现过数例，作为后世净土型观音标志性的头冠化佛此时也并不十分明显和固定。自从竺法护在长安城青门外翻译出《正法华经》的《光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后，观音救苦救难的信仰便立即得到中国人的接受和强烈的回响，并很快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信奉，这一点在早期观音造像的铭文中有非常确切的记录。比如该书所列早期造像铭文中经常出现的“所向无难”“常无患痛”“无诸患难”“无诸苦难”等等字眼，都表达了造像人相信观音有救苦救难的神力，并祈求藉此神力免于灾难的愿望。另外，早期观音造像和铭文中体现的“混合型”信仰形态，也是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如该书所述：“所谓混合型信仰，就是多种信仰形态兼而有之，就观音信仰来说，是指净土信仰与救难信仰的结合，或者这两种信仰又与弥勒信仰、升天信仰等其他各种信仰相融合的一种形态。这种信仰类型在造像的形象和造像的铭文中都有所体现。”（第126页）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是以往佛教研究所忽略的重要资料，是探索早期中国佛教史发展和早期民众真实宗教信仰形态的直接证据。
第四，解读观音造像背后的神韵，既是观音造像研究的兴奋之处，也是其困惑所在。“观音造像通过表现观音的大慈大悲、神力无边、平等无别，强有力地收摄、滋润、鼓舞着干枯而脆弱的人心，正因为如此，这些造像便实现了从创作向信仰、从艺术向宗教、从美丽向神圣的转变，以庄严、肃穆、清净、崇高的救世主身份，将其无尽的慈悲洒向人间，将无边的力量赐给众生，与世界的万般之苦相应，与信众的至诚之愿相连。”（第10页）可见，观音造像的内涵就在于其神圣光环照耀下的精神，而这种神性弥漫的精神或微隐难测，或错综复杂，或变化多端，所以对观音造像内涵的认识必须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才可望有所把握。所谓“神道无方，触象而寄”，种种幽微玄远的神圣含义，外人无从感知的精神体验，通过物质化的造像使其成为能够共同感知和体认的对象，各种宗教的造像几乎都是其信仰和观念客体化为某种具有感性形态的象征系统。如何实现这种透彻的观察与体认，是对研究者的一种视野和智慧的考验。该书在造像形态解读的同时，对造像题记文字也进行了全面汇总、准确辨识与细腻分析，为造像解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因为造像题记及其所在地域与时代、供养人所属阶层与诉求等诸多背后的因素，构成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只有通过层层递进，触类旁通，彼此关联，综合分析，才可能触摸造像背后的那个真实，从而实现对造像的合理解读与深刻领悟。”（第4页）
第五，观音造像研究在认识中国佛教完整存在状态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该书指出：“精英层面的佛教和民众层面的佛教并不能完全分裂开来，但也不能一味地混淆起来，应该对它们各自独立的内容、特征、影响给予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对民众佛教和信仰实践的研究，好像历来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发展状况，佛教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到底是怎样存在的，值得深入研究。”（第241页）诚然，以往佛教的研究对象似乎大多都在于精英层面的佛教，如经典、思想、文学、高僧、制度等，很少考察底层民众的真实信仰诉求和宗教情感，所以无法完整地、全面地把握佛教史的整体面貌。而不断发展的观音造像往往融摄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文化的分层沉淀、文明的交往互鉴等真实的历史内涵，体现着早期民众的精神世界和人性需求，对此进行准确论述，有助于纠正以往佛教研究的偏差和疏漏，更有助于从“小历史”向“大历史”的转换，从人文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扩展，从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古以来的观音造像一直彰显着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如该书所述：“宗教艺术终究是为宗教服务的，也可以说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只有将宗教艺术落实在人间，将宗教艺术的功能发挥在人身上，宗教艺术才鲜活起来。观音造像来源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每一尊观音形象背后，承载着不同的神职功能、情感寄托，也承载着不同历史背景、文化环境等因素。反之，这些观音造像又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第243页）。
总之，《中土早期观音造像研究》既有全面有序的资料汇集，也有细腻而清晰的历史进程描述，更有信仰内涵与思想演变的深刻分析，基本实现了对学术界以往观音造像研究的突破。通过该书，读者可以更进一步把握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路径，理解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民众的深远影响，探索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走向和个性特征。以此为基础，有助于书写更为合理、全面、深刻的中国佛教史，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印文明交往的真实痕迹。（本文转载自：《读书》2019年第12期。）
（编辑：郭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