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王雪梅教授对龙达瑞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龙教授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永乐北藏》的研究，特别是近期正在编撰的《永乐北藏》联合目录以及对勘目录，其足迹遍布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王雪梅教授高度评价了龙教授几乎涵盖国内外各个寺院、图书馆、博物馆等馆藏机构所藏《永乐北藏》的考察研究活动，对龙教授做的大量田野调查和独到的研究表示敬佩和赞叹。

（王雪梅教授）

继而，龙达瑞教授谈及自己研究《永乐北藏》的因缘。在2011年应李利安教授的邀请对洋县的《永乐北藏》进行调查。正是那次洋县之行，龙教授决定将所知收藏《永乐北藏》的公私单位逐一考察。他认为每套藏经的印本都有自己的特色，是佛教和寺院、宫廷、社会互动的见证，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中，龙达瑞教授通过时间表介绍了大藏经在中国的编撰发展经过，以及历史上20多部大藏经的基本因革情况，并通过图示直观呈现：《开宝藏》、《高丽藏》、《金藏》是一个体系，《金藏》是《开宝藏》的复刻；而《永乐北藏》则是《嘉兴藏》和《龙藏》的底本，由此可见《永乐北藏》在历代大藏经中的重要地位。龙教授将各个时期大藏经的演变进行细致地梳理，用图示将不同版本的藏经关系明晰地呈现出来。同时，龙教授提出日本《大正藏》有很多错误，原因在于所用底本不是《高丽藏》，凡是《大正藏》的错误都可以在《频伽藏》找到。而大陆所编《中华大藏经》是以《金藏》为底本，台湾版《中华大藏经》是以《嘉兴藏》和《碛砂藏》为底本。但究竟哪一部大藏经是最好版本，至今尚无结论，还有待继续研究。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龙达瑞教授详细介绍了国内外收藏《永乐北藏》的具体情况。首先介绍了明成祖（1403 – 1424）迁都北京后，在北京设置明代司礼监经场，龙教授考察到其位置位于鼓楼附近。接着给大家展示了珍藏在甘肃武威博物馆、张掖博物馆、波兰亚蓋隆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陕西洋县智果寺、北京国兴胡同慈隆寺等地的《永乐北藏》图片。

（龙达瑞教授）

龙达瑞教授还将《永乐北藏》在国内外的藏书情况做了详细的统计，包括具体位置、经纬度以及所赠的时间，并将其绘制成电子历史地图方便大家直观的看到分布情况。龙教授提醒大家要重视对藏经上印章的研究，因为永乐北藏是皇帝下敕印刷，并有印章加盖其上，此正为大藏经研究所忽略的部分。同时还要注意避讳和删改的地方，如：“元”字代替了“玄”字。在波兰亚蓋隆大学图书馆出现的三个相同内容不同时间的刻本，这里就需要格外注意三个题记的内容。这些题记可以了解历史，而《永乐北藏》本身的遭遇也是一部历史。从刷印《永乐北藏》至今，中国经历了无数战乱和内乱，大藏经也随着国家的衰败而漂落四方。

龙达瑞教授以“《永乐北藏》是《嘉兴方册大藏经》和清《乾隆大藏经》的底本。有鉴于日本《大正藏》存在的诸多问题，《永乐北藏》仍不失其校勘价值。”之言总结所讲内容，并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大藏经版本研究，以填补《永乐北藏》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空白。

（景新强讲师）

在讲座之余的讨论和提问环节中，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景新强讲师就《永乐北藏》是否有永乐年间的印本，以及是否存在5行15字的官方刻印的《永乐北藏》等问题请教龙教授。龙教授首先肯定《永乐北藏》有福贤在永乐十九年（1421）南京中华门的印本，这在洋县收藏的《永乐北藏》题记里有过记载。同时提到自己在波兰亚蓋隆大学图书馆里看到《华严经》5行15字的印本，并对《华严经》印本的复杂情况作了解读。在场学生针对研究大藏经所需注意的问题向龙达瑞教授请教，龙教授耐心详细地作了解答，多次向大家谈到材料是“走”出来的，别人不会把材料送给你，要多读书，多跑路。同时还建议大家多学一些语言，尤其是藏文、梵文，这样中国佛教的研究在国际上才有话语权。

（李利安教授）　　

在提问环节结束后，李利安教授对龙达瑞教授的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同时表示自己从这场讲座中大开眼界，受益良多。随后，王雪梅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总结，呼吁大家学习龙达瑞教授的“三多”精神：多读书，多跑路，多问人，持之以恒做一项研究，积十年之功必成大业。至此，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文：李沛）

（编辑：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