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0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忠毛教授应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邀请，通过腾讯会议平台，莅临西北大学“实际讲坛”，作为开坛第一讲，奉献了一场以“佛教中国化的民间民俗向度”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我校丝绸之路研究院李海波教授主持，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教授担任与谈人，来自多个院系的师生约二百余人一起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现场）

唐教授首先介绍了“佛教中国化的民间民俗向度”这一话题的缘起。他最早关注民俗佛教是在2012年，那时他惊讶于民间、民俗化佛教的“离经叛道”和“形式主义”，但随后发现民间民俗佛教自有其自身的逻辑，其背后所具有的娱乐、幽默、反抗及实用理性的特色，体现了普通百姓的现实诉求及其生活智慧与价值取向。唐教授刚刚完成了一项同一主题的国家课题，该课题通过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兼用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展开研究，形成对中国民间民俗佛教的全新解读。本次讲座便是围绕这一课题而展开的学术分享。

唐教授的分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背景和视野中来看佛教的民间民俗化。

从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来看，其发展借助了大量的本土原生文化。作为异域宗教，佛教在入华初期并没有出现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明显分层。当时佛教在传播时常常使用方术神迹，并混杂民间习俗，这就是其民俗化的表现。一开始方术和义理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像安世高等早期的义学高僧都精通方术并熟知习俗的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民俗的信仰途径逐渐与知识分子注重义理的传统方式分道扬镳。精英阶层重视经典和教义，遵循信解行证的正统路径，追求思想境界的提升及终极的解脱；而民众信仰佛教主要是应对生存的困境，他们不重视教义，有时甚至背离经典。但民众从实用角度出发选择生活化、功利化的佛教，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符合自身逻辑的，追求虚无或纯粹的超越性，对他们来说是背离现实需求的。

唐教授认为信仰走进和运用于日常生活是佛教民间化最核心的内容和特征。作为制度型的佛教进入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传统及日常生活的婚丧嫁娶仪式高度融合，体现了一种应用型的形态。不同于宗教学，民俗学的视野是要研究这种信仰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深入讨论佛教的民间民俗化问题时避免不了对佛教的分类的探讨，以往的学者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中国佛教信仰类型分类方式不尽相同。然而，佛教内部的信仰类型分层分界是无法完全切割、且具有重叠性的，唐教授在总结梳理诸多论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佛教多元信仰生态关系，以便更好地表现出各层之间的交互性和互生性。

二是佛教的民间民俗化应当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教授认为，佛教中国化可以从思想观念（佛教与儒道等中土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制度层面（戒律、丛林制度及政教关系等）以及佛教实践层面来理解。其中，佛教的民俗化信仰实践它体现了信仰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互动，围绕的核心是生活逻辑和信仰逻辑之间的关系。研究生活实践对于了解信仰实践不可或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会出现精英和民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也指出思想意识和衣食住行同样是生活的组成形态，只是层级更高。佛教民间民俗化研究就是要设法将信仰还原到日常生活实践，还原现实生活逻辑，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民间民俗化的内容。与此同时，只有对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实践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展现佛教中国化的生动整体风貌。

如此一来，信仰空间就不只是宗教体验的空间，它还是连接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民俗化向度主要是指制度性佛教进入民众日常生活时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再局限于教义学，属于应用层面，即研究宗教怎么被生活应用。生活是动态的，参与宗教信仰活动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研究民间佛教和日常生活发生的联系时，没法封闭于宗教学本身，要采用比较开放的研究方法。

唐教授以古代寺庙多元的社会功能为例。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寺院在历史上承担了多重功能，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具体包括观赏欲乐、休闲聚会、商业贸易、公共服务等。佛教中国化，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有载体功能的日常生活层面，否则冲突在所难免。

三是佛教民俗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民俗化的佛教。

其中核心要素主要有三：

第一是处理经典的方式。民间使用的经典多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疑伪经，杂糅儒道思想，不讲正统性。特别是宝卷的使用和宣讲，促使佛教人物更贴近群众。其中反映出民众的心态是经典中一定要有其认识、熟悉和感到亲切的内容。另外，民间不重视经典中的理论，而是将其视为法宝，按照灵验性、功利性的理解方式进行使用。写经、抄经、诵经的目的不是教义学的需要，是一种积功德、求福、消灾辟邪的方式。

第二是神谱系统的融合，这是佛教中国化重要手段之一。早期佛教的神被视为戎神，而中国早期确立的祭祀制度不允许祭祀外神，之后佛教祭祀也一直没有进入到官方体系之中。佛教诸神最终被中国人接纳正体现了民间的处理方式和智慧。极具代表性的是盂兰盆节和儒家孝道、道教中元节的汇聚融合，还有关公同时被三教接纳和推崇等。中国本土的神谱和佛教神谱发生互动，加上话本小说和戏剧的影响，依据民间逻辑改造的民间神谱系统最终形成。

第三个最核心的要素是，民间信仰的建构方式不是通过义理的宣导，而是通过叙事和灵验的双向互动建构信仰。在中国，灵验的人神交往是一种“求与应”的机制，由此而建构起佛教民俗化的框架。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就有灵验的宗教体验方式，这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有关。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丰富了中国人灵验的内涵。如此建构的人神互动模式是双向的，同时惩罚机制也是双向的。灵验背后体现的是现实生活的逻辑，个案本质上反应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神祇的个人魅力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赋予的，因此要从社会关系中来探讨和理解灵验的呈现方式。此外，唐教授还从叙事学角度谈到了灵验文本的建构问题，比如佛教叙事最核心的母题就是因果报应。灵验叙事在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借助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并传播了人类的生活体验，同时又赋予其价值意义及自我认同等内容，使其贴近群众，达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状态，以期激发出沉淀在民众心底的集体无意识。通过灵验，实际上表达了一种诉求，形成一种共鸣，产生了一种力量，同时又建构了信仰。

讲座最后唐教授总结到，如果没有民间民俗的生活实践支撑，宗教就没法接续发展。民间信仰从受众角度来讲占绝大多数，影响力更大。如果缺乏日常生活的视野去理解佛教，可能会脱离佛教存在的真实状态。在生活实践中还原一种立体的佛教信仰状态，也是理解佛教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层面。

李利安教授对唐教授的讲座表示感谢和高度肯定。他认为唐教授视野开阔，方法多样，思想灵活，具有强烈的创新思维和开拓意识。通过此次讲座，使大家认识到民间民俗佛教存在与发展的机制，及其和精英层面佛教之间的关系。李利安教授认为民间民俗佛教是佛教中国化最大胆也走得最远的一种形式。深入了解民间民俗佛教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更加真实的、全面而立体的中国佛教历史存在与发展进程。此外，李利安教授还从信仰主体及其修行方法与宗旨的角度谈了对中国佛教信仰类型的划分，与此把握民间佛教在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讨论环节，唐忠毛教授还与李海波教授、王雪梅教授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文：杨浩楠、赵振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