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9日下午，由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历史学院宗教文化教研室主办，终南明心书院、西安见月忘指传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2期活动在终南山古观音禅寺举行。此次活动由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哲学学院王雪梅教授做专题讲座，并邀请终南明心书院秘书长彭勤素女士担任主持人。参加此次活动的还有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成员、西北大学相关专业硕博研究生、终南山古观音禅寺“万人禅修营”营员、校外佛教文化爱好者共50余人。
（王雪梅教授）
王雪梅教授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不孝”释门乃真孝：宗密论孝要义》，王教授首先从“讲题释义”介绍了本次讲座题目的缘起，特别提到了在《盂兰盆经疏》中宗密署的是“充国沙门宗密述”，这与宗密其他著述都署名终南山某寺院有很大不同。
一、宗密其人
王教授介绍到宗密（780-841）是四川西充人，早年习儒，双亲过世使宗密面临人生的大转折，促使其弃儒出家，过禅门宗华严，其身份既是禅宗菏泽神会的四传弟子，又是华严宗五祖，是中国佛教史上少有的禅教兼任的祖师。王教授将宗密的一生分为在川和离川两部分，宗密29岁离川，在川近30年的种种经历奠定并造就了宗密一生的思想与学术气质，也影响到他后来的宗教实践。后在长安宗密讲经、注疏，也结交到裴休、李训、白居易、刘禹锡等名士高官为好友。宗密在835年经历政治风波后曾返乡祭祖，《盂兰盆经疏》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大约在836-841年间撰成。
二、宗密疏《盂兰盆经》因缘
王教授由“孝”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无以伦比的重要性观点引入，举例孙绰《喻道论》中对“沙门不孝”的批判。但佛教在中土遭遇观念行事的冲突后，也在弘扬“孝”方面作出努力：翻译佛经、撰述佛典及注疏经论等方法，以发扬佛教的孝道精神，来适应佛教在中土传布流传的顺遂。而《盂兰盆经》中佛告目连救母报孝亲之法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作是佛门孝经，宗密的《盂兰盆经疏》强调本经特具孝子报恩的思想，超迈儒门，被认作是佛门孝论。王教授分析宗密疏《盂兰盆经》有三点因缘：第一，宗密的人生际遇与家庭因素，家世儒业，早岁父母双亡的打击，孝思、孝亲的不能释怀；第二，宗密一生的儒佛学养；第三宗密生活的时代盂兰盆经以及盂兰盆会流行，如圆仁描绘的长安盂兰盆盛会。这些因缘都使得宗密《盂兰盆经疏》在当时和后世获得很高评价，产生深远的影响。
（活动现场）
三、宗密《盂兰盆经疏》主要内容
王教授介绍到《盂兰盆经疏》分上下两卷，上卷并举儒佛孝道，阐述佛教孝道内容，下卷对经文进行分科注疏。王教授主要对上卷进行了分析和讲解，上卷由“教起所因”、“藏乘所摄”、“辨定宗旨”三部分内容组成。其中，宗密提出了“孝为二教之宗本”观点，并指明“二教行孝之同异”，二教之同肯定了儒家的孝道精神，并从佛教的立场回应了儒家对孝道的要求。在“辨定宗旨”中，宗密指出儒门仅仅做到了孝顺的层次，佛门有盂兰盆会，所以具备孝顺、设供、拔苦、报恩四重要义，可见，在宗密看来，佛门之孝思、孝行才是真孝、大孝。
四、宗密《盂兰盆经疏》的意义
王教授在这部分总结了三点意义：第一，反映宗密个人浓厚的人本主义孝亲思想，他秉承着儒家的孝道精神，其行孝之迹却属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佛门践履孝道有很大影响；第二，《盂兰盆经疏》是宗密论述儒佛二教关系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该疏评判儒佛孝道，凝聚宗密一生的孝思、孝行并撰述而成的孝论；第三，该疏被称为“佛门孝论”，后世佛门奉为论孝注疏之圭臬，宗密提出“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的观点，解决了儒佛在“孝”问题上的极端冲突，中国文化三教合一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得以解决。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王教授就“盂兰盆”的含义、儒佛两教孝道的不同对居士日常生活的现实指导意义、理解虚云在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家的“孝顺”等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活动现场）
彭勤素女士对讲座做了总结，儒家的孝顺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中国标准的孝顺儿女，而出家人顿舍世间深重恩情，在双亲面前不能时时陪护，难免会遭到一些误解。而通过今天的讲座可以了解到僧人的孝道涉及到“孝顺、设供、拔苦、报恩”，念及七世父母，普及六道众生，乃真孝、大孝、至孝。
（彭勤素女士）
最后，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会长李沛代表读书会向终南明心书院赠送《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书籍，由终南明心书院院长陈红霞女士接受赠书。
（会长李沛与终南明心书院院长陈红霞）
至此，本次“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2期活动圆满结束。
（合影留念）
（文：倪丽婷）
（编辑：郭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