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28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88期活动在线上顺利举行，此次读书会主题为：读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导论、第一章。分别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张立与文学院硕士生杨舒主讲。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谢志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院系相关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各高校学生，共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由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米进忠博士担任评议人，历史学院博士生肖雪锋担任主持人。
硕士生张立将《宗教与文化记忆》——导论，分为五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导读：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扬•阿斯曼夫妇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记忆潮”中“文化记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宗教与文化记忆》是一本将过去和现在链接起来，讲明文化文本和国家认同重要性的理论读物。第二部分，对“文化记忆”的学术史脉络进行了回顾，分别从哲学、心理学与非哲学、心理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三个视角介绍了学术史上的先辈、思想理论与著作等，进而引出了扬•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构成的四个基础：尼采、帕格森等前辈思想；源自涂尔干，成型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比•瓦尔堡作为“文化科学”的“图像学”的延伸；皮埃尔•诺拉认为的“记忆之场”。第三部分，首先，阐释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两个维度，文化理论视角与记忆理论视角。分别介绍了主观意义、结构意义、拟剧意义与制度意义等四个不同意义的文化概念，扬•阿斯曼作出明晰的神经维度、社会维度和文化维度，或说神经结构、社会作用和符号媒介等，三个记忆层次的划分。其次，就是解释著作中“集体记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三个概念与相互的联系。说明扬•阿斯曼看来，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实质是“交往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是对“交往记忆”的拓展与延伸。“交往记忆”在交往互动中是易逝的、分散的，其延续性不强，因而“文化记忆”将过去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历史事件，通过文本系统、仪式系统、意象系统等外在的、客观的文化符号载体进行保存、固化和延续，同时依据当下社会环境的需要、兴趣和利益等对记忆进行调整和重构，使其始终保持与集体成员紧密的情感关联。最后，总结了“文化记忆”的连续性、重构性、政治性、道德与伦理性等四个特性。不同于以往“记忆”与“传统”有明确的边界，而扬•阿斯曼认为“记忆”与“传统”是有重合性的。“文化记忆”连续性的连续与断裂之间，存在着其重构性。不认同档案只是信息沉淀与复述重写，而是具有可塑性的建构行为，因而“文化记忆”才可以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中介”。政治性则延伸于列维•施特劳斯的热、冷社会模式的思想。将向过去的、具有读写能力且在国家形态中的高级文化分析为“热的记忆”，其对社会具有刺激作用。将跟宇宙关联且带有口头传统的部落社会中的记亿文化分析为“冷的记忆”，其对社会具有镇静作用。说明功能记忆与储存记忆的划分，背后指向的是“文化记忆”的道德性与伦理性。在社会情境的发展中，功能记忆与储存记忆不断地进行互动，才构成了“文化记忆”内部的动态机制，即双重记忆模式。第四部分，介绍了扬•阿斯曼的《宗教与文化记忆》里常用的符号与文本分析、口述史和民族志分析、比较历史分析、定量分析等四种研究方法，并分别指出各研究方法存在的风险与运用路径。第五部分，张立同学提出了四点自己的问题与思考：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研究，存在着客观史实及主观记忆与认同的两个路线；社会变迁与“声誉记忆”，会受到情境性视角与能动性视角影响而变化；或许，在学界“记忆”研究中，“记忆”一词或存在概念泛化的倾向；认为记忆、叙事历史与时间四大主题的重合性也值得注意。
第二位进行汇报的是硕士生杨舒，她的汇报内容为第一章—无形宗教与文化记忆。她将汇报分为六个部分进行介绍。第一部分，介绍了扬•阿斯曼提到的卢克曼的“无形宗教”概念，及“无形宗教”致使宗教概念内部分化为“IR”和“VR”，即分别为：更高的、无形的宗教，能决定个人和社会、“世界”的关系；与特定祭祀机构和祭祀制度中具体可见的宗教。第二部分，是扬•阿斯曼认为与“IR”和“VR”相类似的古埃及文化的介绍。扬•阿斯曼发现古埃及文化中的“玛阿斯”（Maat），即普遍和谐原则，最高抽象层面上的有意义的秩序的总和，与“IR”的概念接近，即“埃及三角”模式，就是将法律（道德和政治的世界）与祭祀膜拜仪式（宗教的世界）对立又融合在一起。并介绍了“次级宗教”的概念与它将“宗教世界”提高到终极存在的等级，取消了不同层面的“IR”和“VR”的区别的作用。而扬•阿斯曼认为，卢克曼的无形宗教理论是对重新引入区别的呼吁。第三部分，是“文化记忆”的转变。“文化记忆的神学化”，成为了废除“IR”和“VR”区别的主要驱动力（“统一的”或退行性宗教的起源）。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文本”的形式在这一世界观中被客观化、持久化、熟练化。“文化文本”又以“规范的”和“形成的”两种形式存在。文字的出现使“文化记忆”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基于仪式重复的阶段和基于文本重复的阶段，从仪式到文本的连贯性转变绝不仅是单由文字促成的，至关重要的是采用了所谓的“经典化”的原则。经典化历经无文字社会的符号化和仪式循环；“传统流文本”；“经典化和解释”三个阶段进入下一阶段。第四部分，扬•阿斯曼提出，经典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化的过程，即分离出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司法甚至宗教权威的职位，而其任务就是解释或关注文本的意义。“典范的文本”需要一个第三方，一个文本和受众之间的解释者，只有在文本、解释者和听众的三角关系中才能呈现其意义。第五部分，是“文化记忆”的去经典化和分化、现代的类“埃及三角”结构的介绍。在现代，宗教的权威和垄断解释（VR）正在人们的世界观和对意义的终极理解（IR）方面失去控制力，VR和IR的分离再度浮上水面。出现了类似“埃及三角”的结构，哲学、艺术、科学及所有独特的价值领域一方面构成世俗的范围，另一方面仍然能进入替代品和民间宗教的级别，因其仍被笼罩在IR之下。第六部分，杨舒同学提出了三点自己的问题与思考：认为应要明确分析，扬•阿斯曼与伊利亚德理论上的区别和相互的关系；扬•阿斯曼的现代“埃及三角”与保罗•蒂利希对宗教辩护之间的对比；以及思考“IR”和“VR”模型，是否与中国传统宗教类型的适用。
接下来由本次读书会的评议员米进忠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点评。首先，对两位同学内容、逻辑、理解与思考能力给予了肯定，并认为两位同学在原作的基础上，有自身的分析与运用理论的做法难能可贵，与中国本土的适用性的尝试分析更是精彩。同时认同“西大大学玄奘研究院”，阅读宗教经典并面向公众汇报的培训学生研究能力的模式。其次，米老师谈到了他本人读后的两点感受：第一，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在思考“人”本身，扬•阿斯曼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存在，存在的根本表现是“文化记忆”的存在，因此，他的观点是人的本质就是“文化记忆”。扬•阿斯曼提到过，“文化记忆”理论是“传统本体论”转向的一种形式。作为“人”的社会性，在历史传承中以文化形式传播，即文化的传承表现在人的存在的身上就是“文化记忆”。扬•阿斯曼的谈论已超越了种族、民族等的界限，因此是从普遍意义上的人、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来谈论“文化记忆”，这也是他思考“文化记忆”的出发点。第二，是学术方法的借鉴意义，提倡同学们要形成学术史意识，在先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对学术的推进；概念的意识，提取概念，归纳命题；比较意识，注意要与身边资源进行比较与相互观照。最后，米老师分享了自身宝贵的学术经历，勉励大家培养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作为宗教研究者，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必须反复反省自身，形成平视研究的态度；深入浅出的学术表达能力，拒绝故弄玄虚，理解要深刻，表达要清晰、了然。要求反复咀嚼、解读经典，逐渐提升抽象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术分析能力。对于即将在学术研究领域，入门或入门有困惑的学生，米老师建议，定质、定量阅读有兴趣、权威的学术论文，并与“写”、“谈”、“听”结合的方法。活动结束之际，两位汇报的同学对米老师的点评表达感谢。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88期读书会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