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2日晚七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7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古文献研读——《出三藏记集》第六堂 朱士行、支谦传”，领读者为西北大学硕士生沈奥。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黄凯老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由西北大学博士生程炳铭进行汇报。与之前的分享不同，程炳铭在此次读书会分享中不仅将《出三藏记集》中的相关段落与《高僧传》进行对读，他还注意到《出三藏记集》收录的经录部分中的内容有助于理解人物传记的部分。所以在这次读书会中，程炳铭引入了以《道行经序》、《放光经记》以及《法苑珠林》引用的《冥祥记》等材料拓展对读的材料选择范围。
在导读过程中，程炳铭首先详细介绍了朱士行的生平与求法经历，特别是他在汉地佛教史中的独特地位。朱士行是中国最早的西行求法僧人之一，被认为是第一位为获取完整佛经而远赴西域的汉地僧人。他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发前往西域，于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成功获取了完整的《大品般若经》梵文本，并通过弟子将其带回汉地进行翻译。这一求法行动不仅丰富了汉地大乘佛教的经典资源，也奠定了后来西行求法僧人的传统。程炳铭特别关注朱士行求法的动机。他引用《出三藏记集》中的记载，指出朱士行对汉地已有的《道行般若经》感到不满足，认为其义理不全。因此，他决心亲自前往西域，获取更完整的梵文本以传回中原。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朱士行对佛教义理的深刻追求，也反映了当时汉地佛教对完整大乘经典的需求。
其次，程炳铭在文本对读的过程中，指出关于同一件史实的记叙中，传记与神异故事写作的不同：他对朱士行所翻译的经文与朱士行的求法过程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发现经记与人物传记中所记述的时间的前后差异。最后，程炳铭通过对比《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对朱士行的记述，揭示了不同文献对其求法事迹的描述差异。例如，《出三藏记集》详细记述了朱士行在于阗获取《大品般若经》的过程以及他与当地僧人、小乘学派之间的冲突。而《高僧传》则更注重朱士行的个人品质及其对佛教的贡献。程炳铭指出，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编撰者对朱士行事迹的侧重点，以及在传记书写中可能存在的宗教、文化与政治因素。他还提出了关于朱士行出家时间的问题。文献中对朱士行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是否已出家的记述存在矛盾。一些记载认为他是在甘露五年出家后立即启程西行，而另一些则认为他早已出家，并在洛阳从事佛教讲学多年。程炳铭通过文献细读和对比，提出朱士行可能早在西行之前就已经出家，并已拥有大量弟子，这与他之后带领弟子前往西域的事迹更加符合逻辑。在此基础上，后学对于浩瀚佛教典籍的重新研究可考虑将神异故事结合政治史与文化史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发现更多的信息，开拓更新的视角。
上海大学文学院黄凯老师在听取程炳铭的分享后，肯定了他在文献比较研究中的细致分析，并强调了比较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黄凯老师指出，通过对比不同文献中关于同一人物的描述，研究者可以发现编撰者在书写历史时的偏向和意图，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隐含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他建议研究者在分析时，不应仅限于佛教文献，还应扩展到更广泛的历史和文化文本中，以揭示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
其次，由西北大学硕士生吴远兮进行汇报。与程炳铭相似，吴远兮在此次分享中同样加入了《出三藏记集》中收录的《法句经序》、《合首楞严经记》与《思益经记》与《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中的支谦传记部分进行对比阅读。
首先，他介绍了支谦的背景，指出他虽然出生于大月氏，但其家族自汉代以来便迁徙至中国内地，并逐渐融入汉文化圈。支谦的祖父法度在汉灵帝时期率领族人归顺汉朝，这使得支谦在汉地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吴远兮认为，这种汉地文化背景对支谦的佛经翻译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支谦的翻译风格以流畅优美著称，常在直译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润色，使得译文更符合汉地文人的审美与阅读习惯。吴远兮指出，支谦的这种翻译方式与其作为汉文化融入者的身份密切相关。在他的译作中，既保留了佛教教义的核心内涵，又能适应汉地文化的表达习惯，这为佛教经典在汉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吴远兮在对《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对读中对关于支谦的记载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出三藏记集》更强调支谦作为文化交流者的角色，以及他在汉地佛教经典传入和翻译中的贡献。而《高僧传》则更加侧重于支谦的修行事迹与德行，突出了他在佛教传播中的个人品质与精神境界。吴远兮指出，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编撰者对支谦在佛教史上角色的理解有关。承接程炳铭在介绍中提到的观点，吴远兮发现在支谦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神异传说，但并不显示神异的人物传记却一样达到了对于佛教思想传播对彼时中国文化造成的重大影响的结果。吴远兮据此分析关于支谦的传记记载的两件事情，发现这两个故事都从一定程度反映出佛教平等观，并且体现出支谦应对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思想的融合之时过人的调和能力，从而为后续支谦与孙权的政教交流的结果做出了铺垫。当然，考虑到中国早期佛教中僧俗的严格身份区别，这种解读和分析应当建立在对以支谦居士身份翻译佛教经典的合法性构建的基础之上。
再次，吴远兮还对《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关于支谦的记载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出三藏记集》更强调支谦作为文化交流者的角色，以及他在汉地佛教经典传入和翻译中的贡献。而《高僧传》则更加侧重于支谦的修行事迹与德行，突出了他在佛教传播中的个人品质与精神境界。吴远兮指出，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编撰者对支谦在佛教史上角色的理解有关。
在文献对比过程中，吴远兮还提出了支谦与支娄迦谶之间的传承关系问题。他指出，支谦继承了支娄迦谶在汉地开创的翻译传统，但他在翻译风格上却有所创新，更加注重译文的易读性与优美性。吴远兮认为，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反映了汉地佛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佛教经典在汉文化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
最后，吴远兮介绍了学界关于支谦研究的重点，即中国早期翻译理论的“文质之辩”，以及现代学界以Jan Nattier、许理和与李周渊等为主要代表的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参见：Nattier J, “ZhiQia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ume II, Leiden: Brill, 2019, pp. 818-825；李周渊：《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五台山研究》2023第2期，第35—43页；王福美：《“辞达而已矣”——重读支谦的〈法句经序〉》，《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第77—80页；华满元《支谦的翻译思想及其现代阐释》，《外国语文研究》，2015年第1期）
黄凯老师在吴远兮的发言后，进一步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提到，吴远兮在研究过程中对翻译风格的细致观察与文本对比非常重要，但还需要注意不同文本之间细微的文化背景差异。他建议在对比研究中，要尝试理解每个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宗教立场，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表面。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支谦在汉地佛教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黄凯老师还鼓励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善于利用现代学术工具，如文本对比软件和语料库分析，以更高效地识别文献中的相似与差异点。他推荐了相关研究方法，如通过平行文本分析法深入挖掘不同时期佛教经典在汉地的传播与变迁过程，从而对佛教历史进行更为全面的诠释。
在读书会的最后，黄凯老师对程炳铭和吴远兮的分享做出了详细的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建议。他的发言不仅从方法论角度深入分析了文献研究的要点，还提供了如何进行文本比较的具体建议。
黄凯老师首先肯定了程炳铭和吴远兮在文献比较中的细致分析，尤其是他们通过对《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进行比对，发现了不同版本中的差异。黄老师强调，文献比较研究是深入理解佛教人物与经典流传过程的关键方法。通过将不同文本进行平行比较，可以发现编撰者的意图、历史背景以及佛教思想的变化。
他指出，这种比较不仅可以揭示历史记载的差异，还能帮助研究者理解为什么不同编撰者会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的描述。这对研究佛教经典在汉地的传播历史，尤其是理解早期汉地佛教的本土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黄凯老师特别提醒学生们，在进行文献比较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字差异，还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思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佛教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在具体的方法论指导上，黄凯老师提出了几项重要建议。他认为，研究佛教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时，研究者应当善于结合历史、宗教、政治等多重视角，不能单独依赖某一类文献。黄老师指出，《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这样的佛教文献，固然是研究早期佛教的重要材料，但在对比分析中，研究者还需要关注其他类型的文献，如地方志、碑文、政治记载等，这些材料有助于补充和验证佛教文献中的记载。
黄凯老师特别提到，研究者在阅读文献时，应当注意编撰者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立场和意图。例如，《高僧传》编撰者的立场往往偏向于突出僧人的修行德行，而《出三藏记集》则更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过程及其文本传承的准确性。这种立场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历史记载的细节与侧重，因此在比较时需要格外小心，以避免因文本表述的不同而产生的误解。
针对程炳铭与吴远兮关于朱士行和支谦的研究，黄凯老师提出了具体的评价与建议。他认为，程炳铭对朱士行西行求法过程中的历史背景考察比较深入，尤其是对朱士行出家时间与求法动机的分析，体现了较高的文献分析能力。不过，他提醒程炳铭，关于朱士行西行的细节，还可以结合更多其他文献，如地方志或当时的政治记录，以进一步明确朱士行在西行途中的历史环境。
对于吴远兮的分享，黄凯老师肯定了他在支谦的翻译风格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支谦对汉地文化的适应性和翻译策略的分析。然而，黄凯老师指出，支谦在翻译过程中与其他佛教译者如支娄迦谶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他建议吴远兮通过深入研究支谦与支娄迦谶之间的翻译差异，探讨佛教经典在汉地逐渐演变与本土化的过程，以揭示佛教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具体机制。
黄凯老师强调，研究早期佛教文献时，不能仅仅关注文本本身的内容，还要深入分析这些文本形成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他以朱士行的求法经历为例，指出当时汉地佛教对完整大乘经典的渴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汉地佛教徒在理解和接受大乘思想过程中的困难与需求。朱士行的西行求法行动不仅是个人的修行追求，更是那个时代汉地佛教僧人集体追求知识与真理的象征。
对于支谦的翻译工作，黄凯老师则指出，支谦所采用的翻译风格，表面上是为了使译文更符合汉地文人的审美习惯，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佛教思想在汉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这种翻译风格上的变化，反映了佛教经典在汉地传播过程中逐渐与本地文化融合的趋势。
黄凯老师在随后的发言中提到，现代学术研究者应当利用文本分析软件和语料库，来提高文献比较的效率和精度。他介绍了文本对比工具的使用方法，并推荐了如平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认为这些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快速识别不同时期、不同时地的文献中的相似性与差异，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比较研究。
他特别推荐了使用语言学分析工具（该工具名为“TACL”：“TACL”是一个用于计算机辅助分析数字化的汉传佛教典籍文本的工具。“TACL”是一个利用计算机来辅助分析数字化汉语佛教藏经的工具。它最初被设想为一个可对汉语佛教文本或语料库之间进行简单且大规模比对的工具。更具体地说，该工具的概念核心是两种比较操作：(1)找到被分析文本/语料库共有的所有材料；(2)找到一个文本/语料库区别于另一个文本/语料库的所有的不同材料。换言之，TACL的功能是发现文本之间的交叉（intersect）或者差异（difference）。对早期佛教经典的翻译风格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发现不同译者在用词和句法上的偏好。这种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加客观地理解不同译者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所采用的策略，并从中揭示出翻译风格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思想意图。
在总结发言的最后，黄凯老师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他认为，研究早期佛教经典在汉地的翻译与传播时，未来可以通过结合考古资料和地方志记载，更全面地还原当时佛教传入与传播的历史环境。他特别鼓励学生关注汉地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汉地僧人前往西域求法和西域僧人来华传播的双向互动，这对理解汉地佛教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黄凯老师还建议，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东亚佛教传播，如探讨支谦翻译的佛教经典如何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佛教发展。这种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早期佛教在东亚的传播过程，以及汉地佛教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本次读书会的讨论展示了如何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与分析，挖掘历史文献中的深层次信息。程炳铭与吴远兮的发言聚焦于朱士行与支谦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对比研究揭示了汉地佛教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黄凯老师的指导则为学生提供了在文献研究中如何保持批判性思维与方法论创新的建议。整体讨论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探索佛教经典翻译与文化适应性的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97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