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7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09期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读《大唐西域记》第一卷”，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学院硕士生沈奥同学与唐箫雅同学进行报告。陕西省社科院周玉茹研究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谢志斌副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凯老师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以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和单位20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第一位汇报的是沈奥同学，他选取了《大唐西域记》第一卷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沈奥同学首先重点关注了玄奘对高昌国故地的记录，在《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辅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材料，从历史记载的角度对高昌国的民族混合情况进行了考察，如有学者认为“殿中侍御史欢信”应当断句为“殿中侍御/史欢信”说明其时存在粟特人任职于高昌国的情况；玄奘讲法的地点是“大帐”，反映了高昌可能存在突厥化的情况。高昌存在突厥化的趋势这一观点还有现代高昌地区出土的突厥风格陪葬品作为物质佐证，沈奥同学认为这些证据可以说明突厥化趋势在高昌的王室与平民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对于《大唐西域记》并未记载高昌国的原因，沈奥同学推测是由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设西州后，该地区已被纳入帝国直接管辖，是唐朝疆域内的郡县，而唐太宗敕令玄奘“所述宜自学门（玉门关）以西，亲践者录之”，玄奘也因为前人记载的缺失——“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才撰写《大唐西域记》，因而以记载唐朝疆域以外地区为主题的此书中并未记载高昌国。
在高昌国的民族混合情况之外，沈奥同学还关注了玄奘对焉耆国的农业记载，《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焉耆“土宜穈、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菓”，他特别注意到玄奘所记载的焉耆物产“香枣”。学界之前已经对西域地区的枣类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在《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注释“香枣”为“zizyphus vulgaris”的异种（吴玉贵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张宜婷在《香枣的传播及其文化意义》（《人文丛刊》第十一辑，学苑出版社，2016）中从“种植”“祭祀”“香薰”“疫病”四个方面对“香枣”的用途进行了考察。但目前的这些研究集中于物质层面的枣类种植与使用情况，对“香枣”这一概念的特别之处较少关注。现有的传世文献如《经行记》、《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都记载高昌盛产香枣，如“土宜蒲萄、馣罗果、香枣……”、“伊州伊吾郡……土贡：香枣……”、“高昌之地饶漆、蜜，多蒲萄、香枣、金铁之利”，敦煌文书也有香枣在寺院中种植与作为宗教贡品的记载。但区别于传世文献，出土类文献如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北凉时期的出土文献所涉及的67处枣类相关记载中没有一处“香枣”的出现。对于一种占经济地位如此重要的作物，高昌吐鲁番地区当地当时的民众却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香枣这个称谓，仅有大枣、酸枣等称谓，且目前并未找到香枣在现代植物学中的对应物种。沈奥同学由此认为，香枣并非是一种具体存在的枣的类别，而是一种对西域这一带枣的统称。这种统称是从一种外来者的角度对西域物产的概括，现有的传世文献都是站在一种官方或者异域访客的角度来记载的，这种当地人与外来者的知识世界的区别是值得我们在阅读文献时加以注意的，评议老师也认为关于“香枣”的这一课题可以从概念史的角度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基于这一角度，沈奥同学进一步对焉耆所使用的语言焉耆语（西方学界称之为吐火罗语a）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享，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与上世纪冰岛学者Jörundur Hilmarsson创办的《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期刊都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后者还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部研究吐火罗语的期刊。
沈奥同学接下来报告的内容是焉耆国佛教相关的情况，玄奘记载“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即焉耆国有十一所寺院与两千余僧徒，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派的学说。与法显记载的“焉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相比，唐代焉耆的佛教规模与东晋相比有一定的缩减，这可能是西域的战乱频繁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于焉耆地区佛教的衰落，关于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多的材料证据来得出结论。焉耆现存的著名佛教遗址有七个星佛寺遗址，又名锡格沁明屋遗址，位于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其始建于晋代，也是焉耆国中最大的一处佛教遗址，是新疆仅存的同时保有佛塔、佛殿、石窟和僧房生活区的珍贵遗址群。七个星佛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以甲种吐火罗语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大量佛头佛饰、动物泥塑、婆罗米文文书、粟特、波斯银器等。这些文物可以证明焉耆佛教以小乘为主，印证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录。此外其他佛教文献如《续高僧传》中也存在关于焉耆寺院的记录：“（达摩）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在阿烂拏寺讲通前论”这段达摩笈多在焉耆经历的简短记载延伸出文献记载中的阿兰若寺是否对应焉耆现存遗址的讨论，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认同阿烂拏寺即对应七个星佛寺遗址，如李锦绣的《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名称试考》（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中西书局，2017）。唐代焉耆佛教的情况有所变化，唐朝征服焉耆并将其设立为羁縻府州之后，大乘佛教伴随唐朝军队与官吏一同进入焉耆，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唐代的西域如焉耆、龟兹等地区，有吐鲁番文书与考古成果支撑这一观点。
焉耆国之后是阿耆尼国，阿耆尼王的身份目前学界认定为龙突骑支，是焉耆龙姓王和突骑师部女子联姻的后代，这种与突厥联姻的情况也反映了沈奥同学前面所提到的西域民族混合的情况。玄奘记载阿耆尼国由于被高昌国寇扰，对玄奘的态度恶劣，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被《旧唐书》与《新唐书》的焉耆相关记载从文献的角度加以验证，史料明确记载了高昌对焉耆两次战争的具体时间为贞观六年与贞观十二年。但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成国老师的研究（《论5-8世纪吐鲁番与焉耆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指出虽然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都没有明确记载玄奘西行过焉耆的时间，但是之后玄奘见过贞观二年（628年）去世的统叶护可汗，所以玄奘过焉耆的时间应当在贞观二年之前，这说明在传世文献所记载的高昌对焉耆的两次寇扰之外，在贞观二年之前，高昌还曾寇扰过焉耆一次。阿耆尼国之后是龟兹国，玄奘对龟兹国风土人情的记载与焉耆国几乎完全一致，斯坦因在其考古笔记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认为玄奘关于龟兹的记载是从之前的一些传世文献中摘录的。与之类似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也存在前后矛盾的记载，文中记载阿耆尼王和诸臣一起来迎奉玄奘，但是又说有恨不肯给马，法师玄奘停了一宿就离开了，这种前后矛盾的记录可能是来自于后世传抄的错误。龟兹语（西方学界称之为吐火罗语b）的相关研究近年来有法国学者皮诺及其学生荻原裕敏和庆昭蓉的《吐火罗语A和B中的律藏文本研究》（Researches about Vinaya-texts in tocharian A and B，2009）、《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论文、著作成果。玄奘记载龟兹佛教的情况为“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但玄奘特别提及龟兹僧徒们“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的修行风气。龟兹还有两座伽蓝，情况为“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寺中存有佛足迹，“（玉石）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对于佛足迹的研究也是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领域，佛足迹普遍见于印度、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各地，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李静杰《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5期）；黄凯、刘世超《〈大唐西域记〉中的佛足迹石崇拜》（《五台山研究》2018年第1期）；霍巍《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2期）等，当前学界对佛足迹的传播轨迹较为统一的观点为玄奘从摩羯陀国带回佛足迹到长安，王玄策从鹿野苑带回的佛足迹同样回传到了长安，并继而传播到日本等其他地域。
玄奘关于龟兹的记载还有龙马崇拜和金花王的传说，龟兹也确实出土了龙和马形象的文物和壁画。值得一提的是龟兹当地的龙马崇拜在中原也存在，目前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崇拜是西域本土诞生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其是中原文化浸染西域的产物，目前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学界对这两者的研究有季羡林的《龟兹国王金花考》（《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王邦维的《龙驹、龙马与金花王》（《丝路朝圣：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故事》，中华书局，2019）与森安孝夫的《亀茲国金花王と硇砂に関するウイグル文書の発見》（《三笠宮殿下米寿記念論集》，刀水书房，2004）。玄奘对龟兹记载的另一个重点是龟兹的法会，“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每年的秋分左右，集合全国的僧徒为全国民众讲经，从君王到普通的庶民都奉旨斋戒，受经听法。然后将各个佛寺的佛像用珍宝和锦旗装饰，以车载着游行，称之为行像，动辄就是数千的佛像。国王大臣商议国事时也要询问高僧的意见，这些记载也可以反映龟兹国对于佛教的重视。
与龟兹相关的还有阿奢理贰伽蓝的建立传说，龟兹的一位皇室成员在自我阉割之后凭借赎买五百头牛的功德“以慈善力，男形渐具”，恢复了身体的残疾。为纪念此事龟兹王建立了阿奢理贰伽蓝，现代考古表明这一伽蓝的礼拜场所当在克孜尔尕哈石窟，而生活区则在博其罕那。由这一案例沈奥同学延伸到了佛教关于残疾的讨论，近年来有《佛教舍身考》（James Benn，World Scholastic Publishers，2021）等著作讨论这一主题。
在沈奥同学完成汇报后，黄凯老师进行了评议。首先老师认为沈奥同学的报告形式和学术风格值得大家学习，其他人在领读文本时应当以此次报告为学习对象。其次是对报告中一些具体内容的讨论，龟兹实行的佛教行像仪式在北魏也大规模存在，这种佛教的行像仪式与当代东南地区游神民俗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玄奘提及以佛教功德恢复身体残疾的传说与历代太监信奉佛教的动机有没有可能存在联系，是否存在祈求恢复残疾的动机？更进一步的，佛教关于残疾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佛教认为残疾是前世恶业的产物，另一方面佛教也为残疾者提供帮助，这种双重性也值得研究考察。此外古代记载中的“住”是否可以全部被解读为住持的含义？这一点需要根据语境具体分析。此外佛教的物质文化也是一种研究的领域，很多佛教的物质文化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这种研究已经有美国学者柯家豪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但这一领域仍有很多的空白留待后来者填补。
第二位汇报的是唐箫雅同学，她通过自行整理的地图对唐代西域地区与现代地点进行了比对。首先她考察了粟特地区的范围，《大唐西域记》将从宿叶水城到石国的范围都称作窣利，即粟特，但在后来的伊斯兰时期一般将阿姆河和锡尔河这片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带称作粟特，因而在玄奘的定义中粟特地区的范围要更大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有毕波《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和冯培红的《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人踪迹钩沉》（浙江大学学报，2016）。其次在梳理玄奘途径各西域国家的现代位置的同时，唐箫雅同学提及了突厥信仰的问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则此时的突厥应当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但玄奘向可汗等人讲授佛法时他们也“举手叩额，欢喜信受”，从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对比于其他祆教信徒对佛教信徒的恶劣态度，突厥对佛教的接受度是更高的。由此唐箫雅同学又引出《突厥佛教杂考》（杨富学，《中华佛学学报》，2003）中的观点，即突厥可能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就受到过柔然信奉的佛教的影响。由于佛教的教义与突厥的游牧生活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早期的突厥受佛教影响的程度并不深入。到东突厥人统治蒙古利亚的时代，他们开始信奉当地创立的于阗-吐火罗混合的柔然式的佛教，并且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北方汉化的元素。粟特人可能在突厥佛教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来自北印度、犍陀罗、汉地还有吐鲁番地区的一些粟特僧侣的帮助下，东突厥人将一些佛教经典翻译成突厥语。这种突厥式的佛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突厥人的需求，它吸纳了萨满教、腾格里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的部分特质，变成了一种易于突厥人接受的宗教。西突厥由于其统治地区与信奉佛教地区的交流更多，可能受佛教的影响更加深入。
接下来唐箫雅同学按照《大唐西域记》记载的沿途地点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比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石国之后玄奘继续向西前行西千余里到达窣堵利瑟那国，这一处地点在《大唐西域记》中没有记载。唐箫雅同学通过地图与实际地点的比对考察认为玄奘在经过石国之后应当是向东南前进千余里到达了㤄捍国，由此得出了此处是《大唐西域记》记载的线路更为可靠的结论。此外唐箫雅同学还对于“赭羯”一词进行了讨论，关于这一词汇的词源学研究成果已有很多，如陈寅恪先生倾向于其与国名“赭时”相结合分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出版社，2022），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赭羯”同柘羯，意为卫士、战士，虽然目前没有发现这一词汇确切的粟特语对应，但在波斯语、土耳其语、突厥语、阿拉伯语中都有一些可能相近的词汇。“赭羯”与“赭时”在语音表中的尾音并无对应，也并非同一词根的产物。唐箫雅同学还提到“赭羯”一词在唐代也存在非常多的流变，诸多唐代史料中都有提及，如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叛军中也有这一称谓。目前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词语的词根来自于琐罗亚斯德教的养子制度，如法国学者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中国的粟特柘羯军》（魏义天著，阿米娜译，《中国的粟特柘羯军》，见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辑，中华书局，2005年）。琐罗亚斯德教在西域的影响不仅于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以火烧逐客僧”，这显然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直接表现，同时玄奘还记载康国“有寺两所，迴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此处提到的寺不一定是佛教的寺庙，但粟特这一区域是经历过佛教传播的，因此也不能排除其是佛教寺庙的可能性。“烧逐客僧”这一行为可能体现了七世纪时这一区域佛教的衰落。飒秣建国之后的数个国家的记载相当简略，如劫布呾那国、屈霜你迦国、喝捍国、捕喝国伐地国、货利习弥伽国都只记载的国土范围，其余风俗只提及“土宜风俗同飒秣建国”，因而季羡林怀疑玄奘并未到过这些国家，唐箫雅同学根据书面记载与实际地图的对比，倾向季羡林的这一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时间限制，在唐箫雅同学完成汇报后本次的读书会就暂时告一段落，《大唐西域记》第一卷的剩余部分留待下一次读书会继续阅读与分享。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