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2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3期活动在线上举行。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古文献研读——《大唐西域记》卷二，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周子菲领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陕西省社科院黄凯老师，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中东研究所、哲学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贵州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温州佛学院等高校和单位二十余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沈奥首先为我们带来了《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第十一至十七部分的领读。
在第十一“族姓”部分，他指出这一部分对应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印度四大种姓，但需要注意的是，玄奘所描绘的只是一种广义的概述，印度的四种姓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同时，沈奥也指出玄奘在此使用的“飞伏异路”是化用了汉代以来的易学术语，以表示不同种姓互不通婚的隔绝程度。
在第十二“兵术”部分，沈奥特别注意到文本中提到的印度的象兵，于是他为我们介绍了学界关于印度和中国象兵的研究。他首先介绍了近年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大象与国王：一部环境史》（李天祥译，天地出版社，2023年），该书的作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学家托马斯·R.特劳特曼（Thomas R. Trautmann）。特劳特曼主要研究南亚历史，特别擅长于梵文研究。该书共分为“导论”“大象与印度王权”“战象习俗的传播”“大象的未来”四个部分。“导论”部分，著者介绍了大象在印度和中国的两种不同境遇，大象在印度是自古有之的，而在中国的境遇，用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名著的话语来说，则是逐渐“退却（retreat）”的。特劳特曼在第二部分讨论了大象与印度王权的关系，在印度大象会被视为一种王权的象征，并且自从战象制度发明以来，战象就成为了印度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同时著者也利用《政事论》和《阿克巴则例》讨论了大象知识在印度包括向周围的一种分散传播。在第三部分，著者首先论述了战象制度在南北印度和斯里兰卡地区的传播，次叙其在北非、欧洲等地的传播，特别是在东南亚，战象成为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源。至于第四部分，则是著者对于未来大象发展的一个展望。
在简要介绍完该书的主要内容后，沈奥就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针对特劳特曼所指出的，“古代印度的王国通过战象制度与森林地区建立起联系。这些森林地区，要么是国王所拥有的大象森林，要么是印度王权势力边缘的遥远地区，森林里既生活着人类，也生活着野象。他们被印度王室文献称为森林民族（forest people）。就国王而言，他们拥有保护、捕获、训练并部署战象的重要技能。印度的诸位国王不得不与蔑戾车蛮族和森林民族建立起有益的关系，以便维持伴随战象的发明而出现的那种战争模式”，沈奥认为这反映出古代印度政治王权与森林资源的关系。而相关古代印度森林资源与大乘佛教的著作则有丹尼尔·布歇（Daniel Boucher）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aya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āṣṭrapālaparipṛcchā-sūtr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一书，该书讨论了森林僧侣与大乘佛教形成的关系，并研究和翻译了《赖吒和罗经》。同时，政治王权与森林佛教的关系并非是印度所独有的，在中国，特别是六朝时期，王权政治与山林佛教也有着紧密联系，这些生活在山林中的僧侣们不单与许多政治人物存在着交游关系，而且他们是山林资源，包括木材、香药、矿藏以及动物资源的部分实际掌握者，这些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山林僧侣们如何经营这些森林资源，本身就是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沈奥还向我们介绍了新近的相关研究著作，例如张萌《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研究了木材资源与经济、政治、王权、地方家族的关系；又孟絜予（Jeffrey Moser）、蒲杰圣（Jason Protass）编著的Countless Sands: Medieval Buddhists and Their Environment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5）一书则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中古僧徒对自然的认知。
之后，沈奥又介绍了关于世界史研究中象兵的相关著作。首先是特劳特曼在《大象与国王》前言中特别提到的英国东方学者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的书作War-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hli Sultanate: 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Orient Monographs, 1971），该书研究了德里苏丹国作为一种军事资源的战马和战象，是一部年代较早的研究印度地区战象制度的著作。其次是关注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美国研究者约翰·基斯特勒（John Kistler）所著War Elephants（Bison Books, 2007）一书。
在中国佛教史书《洛阳伽蓝记》中也记载了关于印度战象的材料，“（乾陀罗国）本名业波罗国，为��哒所灭，遂立勑懃为王……王有斗象七百头，一负十人，手持刀楂，象鼻缚刀，与敌相击”，从勑懃的名字来看，他是��哒的王室成员，而作为一个外来统治者，在掌控印度的部分地区以后，他就主动的去吸收了印度的象兵制度，并且对之非常地重视，也就可见战象制度在当地森林密布的地理环境当中，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源作用。之后，沈奥为我们梳理了关于中国古代战象研究的学术脉络。最早关于中国古代战象的研究是徐中舒在1930年发表的《殷人服象与象之南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此后陆续有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War Elephant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Oriens, Vol. 10, No. 2, 1957）、前嶋信次《元代戦象考》（《史學》40巻2·3号，1967年）二文，从某一断代对战象进行考察。最新的研究是李章星《中国古代“象兵”沿革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一文，梳理了整个中国古代象兵制度的沿革。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中国象兵制度的存续和发展，与政权核心的地理区域存在密切联系。
第十三“刑法”部分，沈奥具体分析了印度古代的“水火称毒”四种神判模式。将神判纳入司法体系之中是古代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中世纪的欧洲，上述四种神判都能在具体的司法个例中找到对应的例子，重要的研究可以参见英国学者罗伯特·巴特莱特的《中世纪神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沈奥针对“毒判”，进一步举了2个例子，包括“angena 折磨是马达加斯加的一种磨难审判形式，用于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审判使用了树种 Cerbera manghas（夹竹桃科）的种子，该树种产生的种子含有剧毒的强心苷”；“今尼日利亚的 Efik Uburutu 人，会施用含有毒扁豆碱的有毒卡拉巴尔豆，以试图发现有罪。吐出豆子的被告是无辜的。生病或死亡的被告被认为有罪。”可见即便是在今天，神判依然存在于世界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之中。
沈奥指出在我国古代的司法体系之中，也存在着神判模式。他以敦煌写本S.4474斋文中有一则“探油”的案例，说有一个商人，他做斋来酬达神意，他说自己在做买卖的时候，被人冤枉关押在监狱当中。但是对于当时的审判，他是不服的。于是他就提出了一种方式，他把手伸到滚油里面，如果说他的手没有伤痛的话，那就说明他是被冤枉的。之后他进行了这样一种神判，结果果然没有受伤，就证明了他的清白。相关研究可参赵玉平《敦煌写本S.4474〈探油〉所见佛教神判》（《中国本土宗教研究》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同时，沈奥认为从科学的角度上，商人如果将手伸到滚油之中肯定会皮焦肉烂，所以这一神判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魔术或幻术。联系其商人身份以及之前谈过的神异僧问题，这一神判背后可能也存在着中西幻术文化的交流。
在十四部分“敬仪”，沈奥详细讲述了印度的九等的礼敬仪式，也包括俗众向僧人致敬仪中的双方互动。
十五部分“病死”，沈奥首先讨论了“病”的部分。印度古代对待疾病的态度是凡染病之后，都需要绝食五日。因此，沈奥联系到中国古代绝粒疗疾观念以及道家的辟谷修行。首先，他引《三国志》“余（曹植）尝试郄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说明早在魏晋时期，中国古人就有绝粒疗疾的观念了。而此种观念在道教徒的思想中转化为辟谷疗疾，如司马承祯提出了服气以疗疾的医学理论，“况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何往而不愈焉！习服闲居，则易为存使，诸有疾痛，皆可按而疗之。”士大夫群体也接受了辟谷疗疾的医疗实践，白居易诗作《仲夏斋戒月》，“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始知绝粒人，四体更轻便。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御寇驭泠风，赤松游紫烟。常疑此说谬，今乃知其然。我年过半百，气衰神不全。已垂两鬓丝，难补三丹田。但减荤血味，稍结清净缘。脱巾且修养，聊以终天年。”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有一种断食疗法也运用于临床实践，并且这一断食疗法还存在与瑜伽、禅宗相结合的现象。断食疗法起源于奥托·布辛格（Otto Buchinger，1878年2月16日—1966年4月16日），在常规治疗失败后，他于1919年在弗莱堡的古斯塔夫·里德林（Gustav Riedlin）博士的监督下接受了为期19天的禁食方案。根据布钦格的说法，这导致了健康状况的改善，正如他的女儿玛丽亚·布钦格（Maria Buchinger）所引用的那样，他声称他“可以像一个健康的新兵一样移动（他的）所有关节”。根据这一经验，Buchinger开发了一种禁食方法作为治疗方法。1920年，他在德国维岑豪森开设了他的第一家禁食诊所 Kurheim Dr. Otto Buchinger。后来，他于1935年扩展到巴特皮尔蒙特的一家疗养院。1953年，他在博登湖的Überlingen开设了另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与女儿Maria和女婿Helmut Wilhelm一起工作。他在1935年的著作《治疗性禁食疗法》中概述了他的禁食方法。现今，德国学界亦有专著从医疗史的角度研究了布辛格及其断食疗法。
印度的丧葬模式主要分为火葬、水葬和野葬，当印度的丧葬制度进入到中国以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沈奥为我们介绍了两篇重要的论文，分别是刘淑芬《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和王大伟《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在十七“物产”部分，沈奥首先指出目前学界对于佛教植物研究的忽视，并认为利用文献和图像的材料，从跨文化的视角，注重该植物的传播史、知识史等角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对于文中出现的“庵没罗果、庵弭罗果、末杜迦果、跋达罗果、劫比他果、阿末罗果、镇杜迦果、乌昙跋罗果、茂遮果、那利罗果、般娑果”，沈奥首先对之进行了释义，并挑选了几种作详细的论述。如“庵没罗果”即是芒果，现有的两篇叶静渊《“庵罗果”辨》（《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和杨宝霖《芒果来华年代考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主要还是对其物种和传入年代的考订，对于芒果与佛教的关系及象征意义等诸因素尚未涉及。《大般涅槃经》卷一〇载，“纯陀复言：‘世尊！若一阐提能自改悔，恭敬供养、赞叹三宝，施如是人得大果报不？’佛言：‘善男子！汝今不应作如是说。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庵罗果，吐核置地，而复念言：“是菓核中应有甘味。”即复还取，破而尝之，其味极苦，心生悔恨。恐失菓种，即还收拾，种之于地勤加修治，以苏油乳随时溉灌。于意云何？宁可生不。’”庵罗果一度被比作佛果，可见其在佛教植物中的重要性。
除了与印度和佛教的关系以外，许多佛经中记载的植物还具有跨区域、跨宗教的意义。例如“荤陁菜”又作军达菜，张平真《菜用菾菜名称考》（《中国蔬菜》1992年第5期）考证为叶用甜菜，而敦煌文献中出现的一种“诸军达”，余欣考证为根用甜菜，并追溯了诸军达这一植物与伊朗文化的关系，参见《中古时代的菜蔬与外来文明：诸军达的伊朗渊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物产部分还提到了印度所用的货币贝珠、小珠，这些货币的背后也体现了全球文化的流动，启迪我们从全球史的角度对物产进行研究，典型的例子像杨斌《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一书。
周子菲同学为我们带来《大唐西域记》卷三“滥波国”“那揭罗曷国”部分的领读。
她首先介绍了滥波国的地理位置，一作蓝波、岚婆，梵文Lampaka 的音译；希腊古文献作Lampatai、Lampagai 等。相当于今阿富汗东北的拉格曼（Laghman）省一带。或以为其都城即在今喀布尔东南10公里的洛伽尔河畔的贝格拉姆（Begram）。8世纪初，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览波国道：“又从此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玄奘时代，滥波属迦毕试国，但后来突厥击灭迦毕试，取代其宗主地位；慧超所说的健驮罗王即是突厥人。足见从玄奘至慧超的百年时间内，突厥在中亚的势力仍在继续扩张。阿富汗在玄奘的描述中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睹货逻国故地，即阿姆河以南至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广大区域；第二部分为梵衍那和迦毕试等受佛教影响的边远地区，处于兴都库什山中；第三部分是被划归北印度的滥波国、那揭罗曷国等“北印度”，亦处于兴都库什山中。
对于迦毕试国的地理也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一作迦臂施、迦毗尸、伽比沙、诃毗施等，梵文 Kapisa的音译。其地约相当于今阿富汗东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河流域。通常认为，其首府故址在今喀布尔北60多公里处的Begram。那里是Kohdaman 河中游，Panjshir 与Ghorband河的交汇处。该地区北靠兴都库什山脉，西依 Paghman 山脉，东部与南部则是由较高山地环抱而成的低注盆地。故玄奘有“北背雪山，三陲黑岭”之说。
关于那揭罗曷国的地理，又作那竭、那迦罗诃、那伽罗，梵文 Nagarahara 的音译。即今阿富汗南加哈尔省的首府贾拉拉巴德及其周近地区，位于喀布尔河南岸，西起亚格达拉克山口，东至开伯尔山口，南对沙费德岭。上文请从滥波国东南行所波之大河，即是喀布尔河。
最后，周子菲为我们介绍了燃灯佛的故事：即燃灯佛，一作定光佛或锭光佛，梵文 Diparpkara-Buddha 的意译；音译作提洹竭、提和竭罗等。《智度论》卷九：“如然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然灯太子，作佛亦名然灯。（旧名锭光佛。）”又，《四教集解》卷中：“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曰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瑞应经》卷上记云，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见王家女日瞿夷者，持七枝青莲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莲奉佛。又见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受记日：“汝自是后九十一劫，劫号为贤，汝当作佛，名释迦文。”此即“敷鹿皮衣，布发，掩泥，得受记处”一语的由来。
在燃灯佛（锭光佛）住世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名为儒童菩萨。当时他遇见一位名叫瞿夷的王室女子手持七枝青莲花，便用五百枚金钱向她购买其中五枝。瞿夷深受感动，又将自己手中剩余的两枝莲花托付给儒童，请他代为供养佛陀。当儒童捧着七枝莲花准备献给燃灯佛时，发现佛将要经过的道路泥泞不堪。他当即脱下珍贵的皮衣铺在地上，但仍不足以覆盖整段路面。于是毅然散开自己的长发铺在泥泞中，以身体为佛铺就洁净之路。燃灯佛踏过这条用发丝与虔诚铺就的道路后，郑重预言：“从现在起历经九十一劫后，当劫名转为‘贤劫’之时，你将成就佛果，名号为释迦牟尼佛。”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黄凯老师对上述两位同学的报告进行评议。黄凯老师首先就佛教动物的问题进行补充。他指出，密宗不空的传记中提到了两个跟动物有关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他在斯里兰卡降服大象的行为，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神异的书写，而是为了反映他在斯里兰卡学习秘法有所成就的一个公开展示。之所以书写的对象是大象，是因为印度有悠久的大象文化传统。我们经常也把中国的代表作为龙，印度的代表作为象，所以经常把中印之间的关系形容为龙象之争。
对于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中的神判内容，黄凯老师指出目前学界的研究可能还只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缺少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关于佛教丧葬仪式的内容，黄凯老师补充可以参考李海波老师的《佛说死亡》一书，丧葬仪式中的佛教因素，在进入中国之后体现了一种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但同时也存在保持印度化的情况，林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文中提到的老人在恒河中自溺的情况，黄凯老师建议可以和中国文献中的“弃考”和敦煌壁画中的弃老图相比较研究。
针对佛教植物的研究，黄凯老师指出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大量的空白，并推荐了王早娟老师的《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唐代长安佛教植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
从信仰史的角度，黄凯老师认为关于佛足迹、佛钵等佛教圣物崇拜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研究，但对于佛发、佛爪等，依然有着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3期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