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3日晚，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8期活动在线上举行。本期读书会的汇报内容为雷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第六至十章，由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学院硕士生韩佳宁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管吉阳同学进行报告。本期读书会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宗教学博士后、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锦浩老师担任评议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与来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院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的10余位师生在线上一同参与了本期读书会。
首先发言的是韩佳宁同学。韩佳宁同学首先从西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第六章开始了他的报告。这一章的主题是“比较宗教中的成长性范畴：一个批评性自省”，韩同学指出，西蒙撰写本章的目的明确且严肃，不是攻击或辩护某个特定宗教，而是以中立、批判性自省的视角审视宗教对话所面临的难题，旨在将宗教相遇作为现代世俗人的共同问题来进行考察。
韩佳宁同学指出，西蒙认为传统宗教学在方法论上的不恰当性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种是以基督教的概念去解释异教，或者反过来用异教的概念解释基督教；第二种是以某一宗教（如基督教或印度教）的立场进行护教式辩护；第三种则是介于明确宗教立场与科学客观立场之间的一种模糊态度；第四种则试图以超然独立的科学立场自居。这些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要么忽视了宗教的独特性，要么陷入某种预设和偏见，未能有效促进宗教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对话。与此相对，西蒙明确提出他的立场：既非护教，也非超然独立，而是强调从具体的个人生存处境出发，邀请同时代的人进行真诚对话。他强调，宗教真理并非绝对真理，而是人类文化财富的历史现象。因此，西蒙批评传统宗教比较研究通常局限于内部的献身精神视角或外部的客观化价值判断，这两种视角都未能完整把握宗教的本质特征。西蒙试图突破这一局限，提出一个根本的假设：宗教的终极事实并不存在于特定教义或个体自我意识中，而可能出现在任何宗教传统之内或之外，并以不同的名称和解释形式出现。因此，他主张信仰需要被“去传言化”，而非被固定于某个宗教特定的教义体系内。例如，基督教中的“神人共融”并不专属于耶稣，同样可能显现在印度教的梵我合一观念中。
接下来，韩同学介绍了西蒙关于宗教对话中“解释”和“利用”这两种方法的批判性区分。所谓“利用”是指使用外来宗教概念解释自己的教义，这暗含着对自身宗教信念的明确预设；而“解释”则是以自己的宗教思路解释其他宗教，同样暗含了对其他宗教的明确预设。西蒙指出，这两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们在预设中固化了自身观点，从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遇与对话。然而他也承认历史上“利用”和“解释”的方法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教父们利用希腊哲学解释基督教教义，反而使基督教被希腊思想文化所吸收。
在区分了传统的宗教哲学与所谓“大宗教哲学”之后，韩佳宁同学进一步阐述了西蒙的观点。西蒙批评当代宗教哲学多局限于特定宗教体系内，而普遍适用于所有宗教的大宗教哲学并未真正建立。西蒙认为，尽管目前以宗教现象学代替大宗教哲学成为流行趋势，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宗教现象学缺乏内在经验的普遍性，仅凭特定宗教经验无法构建真正的大宗教哲学。他强调，构建大宗教哲学必须深入内部体验多个宗教传统，并以信仰者的谦卑态度进行体验，而非从外部的科学分析角度着手。
在第七章的导读中，韩同学详细介绍了西蒙提出的“普世的普世主义”的思想。传统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目的是在不同基督教派别中达成一致，但西蒙主张超越基督教范围，推动一种全球性的普世主义，使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相互丰富，同时保持各自的独特性。他明确指出，真正的普世主义不应迫使其他宗教屈从于基督教的视角，而应尊重世界上各种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为了推动普世主义，西蒙提出了十条原则，包括承认人是未完成、无限追求的存在；各宗教皆指向人类实现的道路；没有任何宗教能够完全穷尽人类经验和神圣者的展示；现代世俗的某些观念也具有神圣性；普世主义应为极权主义态度保留空间；对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应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的多因素影响；普世主义提供对话的平台而非消除一切冲突；宗教对话必须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且必须承认超越人类理解的基础。这十条原则旨在使各宗教在对话中保持多元共存的协调关系，而非追求单一的教义统一。
在第八章中，韩佳宁同学转述了西蒙对于中世纪学者拉蒙·勒尔作品《异教徒与三个智者》的评价。勒尔通过自由、开放的对话方式展示宗教对话的过程，强调真理探索而非价值判断。西蒙高度评价勒尔在推动跨文化对话方面的先知性和普适性，并指出勒尔制定的一些对话规则至今仍然有效，例如对话必须源自生存论需求、需在中立环境下进行、不可使用权威论证等。这些规则成为现代宗教对话的宝贵参照。
韩同学还特别指出西蒙提出的宗教对话需要从宗教间对话转向宗教内对话，从外部批评转向内部反省，从政治问题转向个人灵性，从教条主义转向神秘主义。只有当宗教被彻底理解为个人内在维度并促成人类命运共同实现时，真正的宗教对话才能得以完成。
最后，韩佳宁同学在报告的延伸部分探讨了中国宗教对话的特殊表现形式——三教合一。他概述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历程，从东汉末年的佛道初步融合到唐宋时期三教明显融合的趋势，再到明清时期成熟并影响民间信仰。这一过程体现了从宗教间对话转向宗教内对话的发展趋势，三教最终自觉或非自觉地形成了新的宗教理论体系和实践形式，例如新儒学、新道教、新禅宗等。他强调，这种内在的融合强调个人精神修为和生活实践，体现了西蒙所倡导的宗教内对话的原则。
接下来发言的学生是来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管吉阳同学。管吉阳同学的发言围绕西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第九章和第十章展开了详细论述。他首先指出，本书采用了一种“脱离与结合”的逻辑架构，即首先揭示传统宗教对话的困境，并提出以成长和共生为导向的本体论重构方案。书中强调宗教不应被视为单一真理的垄断，而应理解为对神性、人性和宇宙三重结构的多元回应。
第九章的介绍中，管同学详细介绍了西蒙提出的关于“人类困境”的概念。他指出，宗教首先被定义为一种“拯救之道”或“实现之道”，帮助人类达到生命最终的目的或终点。人类文化在宗教视野下具有三个核心要素：即对现实人性的认知、对终极状态的构想，以及从现实到终极的实践路径。管同学特别强调了西蒙对于“人类状况”和“人类困境”的区分。人类状况指的是人类作为生物的普遍存在状态，而人类困境则强调人们对状况的主观评价，体现出宗教对现实的塑造作用。宗教通过教义使人类将客观状况转化为有意义的困境，并通过实践活动反作用于现实。
管同学进一步介绍了西蒙以佛教和基督教作为具体案例来说明上述观点。佛教传统认为人类困境源于对“自我”的虚幻执着，这种执着导致了痛苦。佛教通过无我、无常的哲学观念，提出通过修行破除我执，以涅槃为目标的解脱路径。而基督教则以“创世—堕落—救赎—终末”的叙事框架理解人类困境。基督教认为人类最初与上帝处于完美关系之中，但因滥用自由意志而堕落，造成与神之间的疏离。解决之道在于依靠基督道成肉身、受难与复活这一救赎框架，使人类恢复与上帝的联系。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对困境根源与解脱方式的理解不同，但管同学指出，这两个传统都认可人类是一种未完成、仍在成长的存在物。这种共识奠定了宗教对话的基础。佛教以“缘起性空”的智慧强调非线性超越，基督教则以神圣救赎历史的线性叙事展开，两者共同表达了人类追求超越性的普遍经验。
接着，管同学阐述了西蒙提出的“涅槃与救赎”、“空与实”概念。涅槃在佛教中并非虚无主义，而是对生命诸法执着的终极止息；救赎则在基督教中强调罪与恩典的转化，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实现与神的永恒联结。佛教的“空”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执着，基督教的“实”则填补人文主义产生的意义真空。管同学总结指出，这种差异和互补揭示了东西方宗教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时的共同使命：既要有批判性勇气，又要有意义构建能力，从而抵抗现代性对存在奥秘的扁平化解读。
关于人类的实现路径，管同学提及《遥远的救世主》中关于“窄门”的观点，认为人类往往因地域文化烙印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超越。然而，西蒙则强调“人性化”是一个动态的命题，需要在跨文化的对话和实践中不断重构。佛教通过空观提醒基督教和人文主义避免过于依赖外部救赎，基督教则强调伦理和爱，提醒佛教关注集体道德，而人文主义则关注现实需求，敦促两者与现代社会接轨。
在第十章，管同学简述了印度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前殖民的被动适应、殖民时期的对抗、后殖民的学术对话，以及当代的生存论共创四个阶段。他指出，这种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教义的融合，而是通过他者视角激发自我理解的范式转换。基督教需重新审视恩典与业力关系，印度教则需思考多元与排他性的界限。最终，这种对话旨在超越民族主义，实现健康的多元共存，以共同抵御现代虚无主义。
赵锦浩老师的发言主要针对韩佳宁和管吉阳两位同学的报告展开评议，并深入探讨了西蒙·潘尼卡《宗教内对话》的相关内容和方法论意义。
赵老师首先对韩佳宁同学的报告进行了详细点评。他认为韩佳宁的汇报条理清晰、结构分明，紧扣《宗教内对话》第六至第八章的核心议题，体现出显著的四个特点。
第一是视角独立、定位准确。赵老师指出，韩佳宁在报告中未陷入为某一特定宗教辩护的局限，而是从存在论处境出发，回应了西蒙提出的核心主张，即拒绝护教学与科学主义的超然立场，转向扎根于现实生命经验的宗教对话。
第二是重点突出、逻辑递进。赵老师赞赏韩佳宁能够从成长范畴的批判切入，逐步推进到普世主义的转型，并深入到拉蒙·勒尔的宗教内对话规则。这种逻辑链条帮助听众深刻理解宗教间对话向宗教内对话转型的深层次意义。
第三是文本细节把握深入。韩佳宁对于利用与解释的区分、诸宗教哲学与大宗教哲学的反思，以及普世的普世主义十条原则的凝练处理，都表现出对西蒙文本的深入研读和准确领会。
第四是延伸创新性强。赵老师指出，韩佳宁能够结合中国宗教传统，特别是通过三教合一的历史经验，将宗教内对话的概念有效地引入中国语境。这种延伸不仅仅是对比式扩展，更是在逻辑上的互为印证，为中国本土宗教研究提供了创新的解释路径。赵老师还特别提出，可以进一步拓展例如易儒汇通这样的经典案例，以深化分析。
赵老师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比如报告中可以更多挖掘宗教内对话与宗教经验背后的哲学含义，尤其是如何将西蒙的生存论对话与宗教现象学结合。此外，也可以纳入更多学术上的反例和异议观点，以提升学术讨论的张力。
接下来，赵老师针对宗教内对话的本质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他强调宗教内对话应回归个体内心的反思，而非停留在制度互认层面。传统宗教间对话过于关注教义共识，而西蒙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宗教内对话的转型，促使人们从外部的教义与制度协商转向个体的自我反思与生命转换。其次，赵老师指出普世的普世主义更应被理解为人类精神共生的底层逻辑，而非表面的共识达成。西蒙所强调的冲突的允许、多样语言的认可与不设前提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差异中建立相互关切，这一点与中世纪伊朗哲学家伊本·阿拉比提出的真理多元思想有契合之处。再次，赵老师赞同西蒙对大宗教哲学的怀疑态度，认为目前的宗教哲学过多地隐含了基督宗教的术语预设。他认为真正的诸宗教哲学应从各宗教的深度体验中生成，而这一点在中国学界长期被忽视，值得反思。
赵老师也分享了自己在宗教研究上的一些心得，强调宗教研究必须跨学科、包容文化语境，并以自己研究伊斯兰教本土化和宗教中国化为例，说明多学科、多方法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宗教研究应从制度化宗教转向存在性宗教，更关注个体如何处理有限性、痛苦、死亡与他者关系，尤其是像中国传统中的王阳明“知行合一”或禅宗的顿悟，都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赵老师还强调学术界应追求真诚对话的能力，而非为立场辩护，这与西蒙的思想一致。宗教中国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形式和治理，更要回应信仰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角色，真正关注人如何与自身、世界、他者共处。
随后，赵老师点评了管吉阳同学的报告，指出管同学的汇报逻辑架构清晰，内在张力强，通过提出人类文化三大要素，构建起宗教传统比较的框架。他特别肯定了管吉阳报告的理论性、批判性与实践导向性，比如提出佛教的“悟”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之间的伦理互补价值，以及对印度教和基督教互动阶段的深刻分析。
赵老师还特别肯定了第九章提出的“人类困境”概念，认为这种视角打破了西方神学的普遍理性预设，回归到文化历史与宗教自我意识限定的存在状态。这一视角对宗教比较研究尤其重要，能帮助学术界警惕以自我为中心的解释模式。赵老师也指出了西蒙著作的时代背景与不足之处。他认为，尽管西蒙在宗教内对话理论上有重大贡献，但著作在当代宗教冲突、宗教政治化、集体宗教经验等方面存在不足，显得有些理想化，未能有效回应当前极端主义与宗教暴力问题。
总的来说，赵老师肯定了西蒙《宗教内对话》的学术价值，但也呼吁学界应对其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并结合当前宗教多元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现实，不断完善宗教对话的方法论，以更好地回应当下世界复杂的宗教问题。
韩佳宁同学首先表达了对赵锦浩老师点评的感谢，并坦承自己的报告存在诸多不足。他赞同赵老师关于西蒙·潘尼卡理论在现代社会宗教对话设想的拓展空间，强调当代与西蒙所处时代的宗教对话情境已有显著变化，这种差异值得深入研究。他进一步指出，西蒙的宗教对话理论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背景的倾向，所关注的范围也较为有限，主要聚焦于制度性宗教，如基督教、印度教，以及稍有涉猎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对新兴宗教运动与民间宗教信仰几乎未有涉及。然而，韩同学认为这些非制度性宗教形式在现实中与制度性宗教之间存在丰富且复杂的互动，亟待进一步探索。此外，韩佳宁还对西蒙的大宗教哲学设想表示认同，指出西蒙对当前宗教哲学研究中常见的两种倾向——即基于特定宗教立场的研究和纯客观科学主义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两种模式均存在明显不足，并表示宗教学者未来需要寻求一种既不被特定宗教派别所限制，也非纯粹客观科学主义的研究视角。
管吉阳同学也表达了对赵老师点评的感谢，并深入阐述了自己对宗教与人性关系的看法。他将宗教、法律制度与道德视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指出当今社会由于法律制度的细致化与宗教道德效力的减弱，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他认为，宗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个体实现内心的平衡，宗教教义中的无我无常（佛教）、爱与救赎（基督教）以及现实关怀（人文主义）等概念，都是在追求一种平衡状态。管同学坦言，他个人在阅读《宗教内对话》后，并不完全推崇西蒙的观点，因此在报告时也有所取舍。他主张应从宗教中剥离出过于神性化的部分，而更强调宗教对人性的现实关怀。他总结道，每个人应该从宗教中汲取真正能够带来内心平衡和快乐的部分，也就是那些道德与法律无法完全覆盖的领域，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化。
与会的指导老师也对老师和同学们的报告做出了回应。首先，谢志斌老师在发言中首先对赵锦浩老师的精彩点评表达了感谢和赞赏，同时高度评价了韩佳宁和管吉阳两位同学的表现与进步。他强调赵老师的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首先，谢老师指出赵老师强调了“学理关照”的重要性。他认为，赵老师展示了如何运用学科理论和哲学思考，以深入的理论关照具体现象和观点，提醒同学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具备理论自觉性，避免自以为是或片面解读。
其次，谢老师提到了赵老师所强调的“比较视野”的重要性。谢老师认为，宗教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比较，通过比较能够更深入地观察对象，更全面、更准确地获取认知。他特别提醒同学们避免陷入单一视角或循环论证中，鼓励以比较研究为基础形成更为扎实的观点。
再者，谢老师对赵老师所提出的“跨学科方法”表示高度认同。他指出，跨学科研究是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学术前沿的重要方法论，鼓励同学们主动自觉地运用跨学科方法充实自己，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能力。
在具体的宗教对话问题上，谢老师认为赵老师提出的“现实关照”非常重要。他强调，学术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探索，更要有现实意义，要能够与现实问题有效结合，提出具体的对策与建议。他鼓励同学们培养这种现实关照的情怀和习惯，学以致用，服务于实际问题。
此外，谢老师深刻认同赵老师关于“回到人本身”的宗教对话本质观点。他强调宗教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对话，所有的宗教现象和教义讨论最终都回归到人的需求、情感和思想层面上。他指出，理解宗教对话的关键在于回归人性，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实际需求。
谢老师还特别指出，宗教对话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求同存异”，更应主动、开放地承认差异，探索深层次的共同语言。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宗教对话应当是基于差异的承认与理解，构建具有深度的交流空间，符合当前中国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思想。
最后，谢老师表示，赵老师的发言逻辑清晰严密，不仅对同学们的学习方法有启发，同时也为语言表达和文章写作提供了范例。他表达了未来与赵老师合作开展现实问题研究，进一步提出对策建议的愿望。
最后，李永斌老师对本期读书会进行总结。李永斌老师首先对赵锦浩老师和谢志斌老师的精彩发言表示肯定，认为他们的总结和点评非常到位，尤其赞赏赵老师对《宗教内对话》一书的理论、方法以及现实关照等方面所做的精彩收官。李老师强调，这些内容不仅对学术理论有深刻启示，也指向了人文学科研究路径的转型，即文科研究应更加贴近现实社会需求，发挥其实际服务功能。
李老师特别提到，当前文科面临招生和就业压力，对传统文科的认知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会讨论的《宗教内对话》以及两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发言，为文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他认为，这种转型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是文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强调研究应围绕现实问题展开，体现文科的社会价值。
李老师还指出，当前国际热点如伊朗与以色列冲突，本质上是宗教政治化的问题，进一步可能演变为身份政治，这些复杂现象值得宗教学研究者深入关注和反思。他赞赏此次读书会内容契合当代宗教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和实践指导。在具体研究领域，李老师提及谢志斌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专注于伊斯兰教与佛教的交流史，以及赵锦浩老师对伊斯兰教和三教关系的研究，体现了宗教对话研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李老师强调，宗教对话研究是当前宗教学界不可忽视的重点方向，所有从业者应高度重视。
最后，李老师感谢赵锦浩老师的辛勤付出，并对全体参与此次读书会的师生表示感谢。他期待未来赵老师能继续关注和支持读书会的发展，同时鼓励同学们继续努力，推动学术交流与成长。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18期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