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1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22期活动于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汇报的内容为《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七至十二章，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学院硕士生李佳龙同学和哲学学院硕士生王文瑜同学进行报告，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潇老师进行评议。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永斌副教授，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哲学学院、文学院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单位40余名师生于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由李佳龙同学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七到九章的内容进行了汇报。李佳龙同学的汇报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研究问题与方法、仪轨与形象在宋代本土化、妙善叙事与观音女性化、普陀圣地的创造与朝圣以及结论与思考。李佳龙同学首先以李利安教授提出的“佛教中国化三阶段理论”作为宏观视角，并结合文本内容和相关学术研究，指出于君方老师与李利安教授探讨观音信仰中国化的演变时所切入的主要角度和要素是基本一致的，如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因此，李佳龙同学认为可以将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方法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并以此结合学术界的其他研究成果来对本书第七至第九章内容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与探讨。
在第七章“大悲忏仪与千手千眼观音在宋代的本土化”中，李佳龙同学先论述了大悲忏仪的的创制背景及本土化改造路径。天台宗大师知礼制定的《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是将密教《千手经》与本土仪式传统结合的里程碑，而探析二者相结合的原因需要了解其背景。唐代已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流传，僧俗二众为祈福、治病、驱邪持诵《大悲咒》，但彼时的流行多为零散持诵，缺乏系统仪式；到了宋代，为应对官方推崇密教的潮流，天台宗需吸收新元素以巩固地位，知礼因而将密教经典重整为体系化的忏仪。知礼的改造重整并非简单拼接，而是以天台宗“事仪与理观结合”为核心进行深度重构，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他参照智顗《法华三昧忏仪》的 “十科” 框架，将《千手经》中的持咒、发愿纳入其中，以 “坐禅实相正观” 为终极目标，建立起天台化的仪式结构；第二，他对经典内容进行选择性删减，保留了《千手经》中 “十大愿”“忏悔罪障” 等符合天台 “菩萨行” 的内容，删除涉及神迹、咒术的段落；第三，他融入了本土信仰，在礼敬对象中加入 “护世四王、江海神、山神、地神” 等本土神祇，同时将知礼本人的名字列于诸佛菩萨之后，使忏仪兼具 “佛教神圣性” 与 “本土权威性”，这也更符合中国人 “多神崇拜” 的信仰习惯，降低了传播门槛。
随后，李佳龙同学探讨了千手千眼观音的信仰基础与形象演变，千手千眼观音在宋代的盛行，离不开唐代通过 “感应故事” 与 “造像艺术” 两种媒介传播所积累的信仰基础，并且是“宗教精英引导”与“民间需求呼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以知礼、遵式、永明延寿为代表的高僧通过制定忏仪、日常持咒等实践，为信仰提供了正统性与修行范本；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动荡、医疗落后，民众对消灾治病具有强烈诉求，而千手观音的救难功能与《大悲咒》“现生求愿皆令果遂”的承诺，恰好契合了这种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需求，使其广泛扎根于民间社会。
在第八章“妙善公主与观音的女性化”中，李佳龙同学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汇报，分别为妙善传说的文本演变、如何推动观音女性化以及它所体现的佛教与儒家的融合。首先在文本演变方面，河南汝州香山寺蒋之奇《香山大悲菩萨传》为最早文本，其核心情节为妙善拒婚、舍手眼救父、现千手千眼观音像。元代管道升《观音大士传》叙事焦点更偏向 “个人修行与救度”、新增 “地狱游历”“拒婚辩论” 情节，更具民间性与戏剧性、文化融合更突出儒家伦理与本土信仰，整体完成了妙善故事从 “佛教经典叙事” 到 “民间文学叙事” 的转变。明代《香山宝卷》则保留 了“地狱游历”“拒婚辩论” 情节，此时妙善形象从 “修行者” 转变为 “贞洁孝女”，且明确其出家地点为中国汝州白雀寺、成道地为香山寺，使之完成了传说的本土化。明清时期的衍生作品，如明代传奇《香山记》、清代《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更进一步丰富了“救度地狱众生”“反抗父权” 等细节，使得妙善与观音完全绑定。这样的文本转变具有深远意义，妙善“拒婚-修行-舍身救父”的行为模式，完美融合了佛教“菩萨行”与儒家“孝道”伦理，为女性观音提供了文化合法性；将观音塑造为有明确时空规定和实地景观的历史任务，符合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传统，能够进一步巩固信仰；而妙善 “反抗父权、追求自主修行” 的形象，更为女性信众提供了精神寄托和榜样。此外，传说中“舍手眼救父” 的情节与儒家的“孝亲”思想、民间“割股疗亲”的实践深度融合，观音由此转变为中国传统孝道的守护者与见证者。
在第九章“普陀山：朝圣与中国普陀洛迦山的创造”中，李佳龙同学先介绍了普陀山道场身份的中国化建构，指出这种建构是通过经典依据的绑定与本土神话的塑造所实现的，一方面依托《华严经》（尤其是般若译《四十华严》）与《千手经》，将普陀山认定为 “观音说法之地”——《华严经》载善财童子参访观音于 “南海补怛洛迦山”，《千手经》提及佛陀在补怛洛迦山观音宫殿说法，为普陀山提供佛教经典合法性；另一方面借助唐代梵僧燔十指于潮音洞亲见观音说法和日本僧人慧锷携观音像归国困于普陀海面的“不肯去观音”这两则关键传说强化普陀山与观音的专属关联。
随后，李佳龙同学借助李利安老师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国选择普陀山代替印度补怛洛迦山成为观音的道场是基于“经典契合”与“本土需求”双重条件的满足。首先，在经典契合层面，普陀山“孤悬海外”的岛屿地理特征，与《华严经》中对观音居所“南海孤岛”的描述高度吻合。这种地理形态的相似性，为将中国的普陀山指认为佛经中记载的圣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本依据和神圣合法性。其次，在本土需求层面，宋代以降，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兴盛，信众迫切需要一個不必远涉重洋、在本土即可朝圣的信仰中心，而普陀山地处东南沿海，交通相对便利，自然成为“就近承接信仰需求”、降低朝圣成本的理想选择。于君方老师在书中还提到了普陀山两大寺院 —— 普济寺（南寺）与法雨寺（北寺）的竞争。在竞争维度上，两寺采取了差异化的策略以确立自身地位，南寺（普济寺）凭借其“宋代皇家赐额”的历史渊源，着重强调其历史的正统性与官方背景；北寺（法雨寺）则另辟蹊径，以“梵音洞观音示现”的灵异传说为主要卖点，吸引追求神秘体验的普通香客，并试图通过编纂山志等文化手段，争夺“观音主要道场”的地位。这种竞争催生了共生结局，两寺通过建立“轮接香客”等制度性安排（如约定北方来的香客由两寺轮流接待），并共同管理岛上的大量附属庵堂（南寺管理77座，北寺管理51座），形成了一种“在竞争中合作”的局面，最终使得普陀山超越杭州上天竺寺，成为全国性观音朝圣中心。
多元朝圣群体的实践也有其差异。士绅与官员以 “亲见观音示现” 为目标，如南宋黄龟年、史浩专程至潮音洞祈愿，事后撰写游记、刻碑纪念；明代侯继高作为定海总兵，通过编纂山志、勒刻观音像（如阎立本观音像石碑）推广普陀山，兼具 “宗教虔诚” 与 “政治护持” 双重动机。普通信众主要以 “还愿”“祈福” 为核心，实践包括燃臂、燃指、三步一拜等苦行，如清代香客为求 “蚕桑丰收”“家人平安”，乘船渡海至普陀，在潮音洞、梵音洞前祈愿，部分狂热者甚至跳海 “舍身”，视之为 “往生净土” 的捷径。僧人则以 “修行与弘法” 为目的，如宋代真歇清了禅师在普陀山建立禅宗道场，吸引七百余渔户弃渔从佛；明代大智禅师创建海潮庵（北寺前身），通过 “观音托梦”“预言复兴” 等感应事迹，推动普陀山成为禅宗与观音信仰结合的中心。这三个群体的不同实践共同构建了普陀山作为全国性观音朝圣中心的丰富生态。
基于对上述三个章节的文本内容和有关学术成果的结合，李佳龙同学进行了总结。“形象、身世、道场”这三条主线共同贯穿且驱动着观音信仰的中国化的发展，构成后期中国化的关键机制。民间场域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则使得佛教的观音要素与道教的神灵观展开了深层次对话，这种民间与道教的“共构”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信仰形态，它既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原初面貌，也区别于传统道教，呈现出和平、互补、渐进、多向的文化对话样态。作为观音信仰中国化过程中的代表性案例，观音的女性化借助妙善叙事，以孝道、忠君、贞节等本土伦理重释菩萨“舍身利他”，使得观音女相及其母性慈悲获得了文化与在地伦理的合法性。此外，普陀山通过经典文献的附会与神迹叙事的渲染，由印度的“补怛洛迦山”过渡为中国的朝圣中心，形成了一个跨越社会各阶层的全国性朝圣网络，最终完成了神圣空间的塑造。
最后，李佳龙同学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宋代民间观音信仰的神圣性建构问题，当观音信仰在宋代日益深入民间，其表现形式必然更加世俗化，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矛盾：信仰的“世俗化”是否会削弱其“神圣性”？因此，信仰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建构并维持其神圣权威的，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课题。二是关于宋元明清时期观音信仰中的儒释道三教关系问题，以妙善传说为例，佛教思想与儒家孝道、忠君伦理进行了深度融合，那么在三教融合的宏观背景下，观音信仰中的三教关系该如何进行分析。
接着，王文瑜同学对《观音—菩萨中国化演变》十到十二章进行了汇报。在第十章“中国中世纪晚期的女性观音像”的内容汇报中，王文瑜同学首先以作者于君方老师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为切入点：既然观音的性别转换只发生于中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这样的转变；女性观音可否溯及中国本土女神；一旦观音化现为女神，中国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能否得以提高。基于此，本章从观音与中国本土女神的关系、观音与性别的关系、盂兰观音与南海观音的形成与发展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并尝试给出答案。
对于观音性别转变的原因，作者指出观音在中国转变为女性并非偶然，而是与本土宗教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小林太市郎认为，这一转变源于佛教与中国本土女神信仰的融合，但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观音与女娲等早期女神的关联。尽管如此，观音的女性化填补了中国宗教中因周朝以来父系社会和儒家思想主导而留下的女神空缺。例如，西王母虽为汉代重要女神，但其影响力逐渐被观音取代，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此外，佛教传统中并无将慈悲视为母性特质的观念，反而智慧被视为女性象征，这表明观音女性化的深层原因需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脉络理解。书中介绍道，尽管学者尝试寻找观音与中国本土女神（如女娲、西王母）之间的联系，但未发现确凿证据。例如，女娲作为丰饶与繁衍的象征，其信仰在唐宋时期逐渐衰退，而观音则在此时兴起。西王母虽在汉代盛行，但其形象多为三十岁美妇，与观音的慈母形象有显著差异。然而，观音吸收了部分西王母的特质，如鸟类随侍的象征意义。作者认为，如果观音与中国本土女神确实曾存有任何关联，那是负面的。换言之说，正因为当时没有强而有力的女神，观音才会经历性别转变；如果在此之前中国有具影响力且普及的女神存在，观音在中国或许就不会变为女神，例如在印度或西藏地区并未经历性别转变，因为这两个地方有难近母、度母等普及而影响深远的女神。因此，观音之所以能够以女神的身份流传至今，是因为观音本是佛教宗教传统中的一位男性菩萨，早已形成强而有力的信仰；经过性别转化之后，观音从来不曾归属于传统帝国的国教，不受制于任何权力；中国神话，尤其是妙善公主的传说，将这位菩萨变为具有个人传记的真实人物。此外，女性观音信仰的兴起似乎再度振兴中国的女神传统，重要女神的信仰，如妈祖、碧霞元君与无生老母，在宋代观音变为女性之后才开始兴盛，这满足了中国人在分区管辖、层级分明的男性神祇下被忽略的某些需求。
在探讨观音与性别的关系时，作者指出，宋代以后，理学对女性贞洁观念的强调，构成了观音女性化的社会背景。《鱼篮宝卷》中观音化身为卖鱼女，以“许婚”度化众生却坚守处子之身，形象地体现了对儒家伦理的既迎合又挑战的矛盾姿态。由便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女神信仰的存在是否提升了现实女性的社会地位？ 答案是否定的。学者研究指出，女神崇拜与妇女权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佛教中将“智慧”标榜为女性，实则是一种象征性的贬抑，因“智慧”在修行体系中的地位低于“慈悲”，而后者被赋予了男性特质。观音的性别转变并非由民间宗教或女性主义者单方面推动，而是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接受，例如男性艺术家（如禅僧牧溪）创作的白衣观音像，对此进程亦有贡献。
随后作者具体介绍了鱼篮观音与南海观音这两个观音女性化的重要形象，鱼篮观音以“美色度化”为叙事核心，其故事在唐代已见端倪，于明代宝卷中完备。她手持的鱼篮象征丰饶，且“鱼篮”与“盂兰盆”的语音关联，使其也被赋予了救度亡灵的内涵。南海观音则是多重观音形象（如水月、白衣）的集大成者，并与妙善公主传说及普陀山道场紧密结合，成为最具综合性的女性观音形态。各种女性观音形象的产生，最初多源于灵验事迹与朝圣传统，继而由文学与艺术推广，并且这些不同形象之间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通过 “重叠” 过程不断丰富彼此的内涵，共同强化了观音在信众心中的灵验性与慈悲本质。
第十一章“观音老母：观音与明清的民间新兴教派”中，王文瑜同学称本章分为四个小节，分别为新兴教派中的无生老母、先天道挪用观音的情景、赞颂观音老母的三部宝卷和观音老母的形象来源。第一节首先介绍了观音与明清新兴教派的关系，明清时期，观音成为许多民间新兴教派的核心信仰对象。例如，一贯道将观音视为“老母”，并与无生老母合为一体。理教则以观音为最高神祇，称其为“圆通教主九莲观音”。《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等宝卷则进一步强化了观音与无生老母的联系，甚至将观音描述为创教始祖的化身。这些教派通过观音形象传播内丹修炼和末世论思想，吸引了大量女性信徒。之后，罗清创立罗教，其思想启发新兴教派，虽未提无生老母，但相关思想已现。有关无生老母最早出现时间存争议，有观点认为在1523年宝卷中首次扮演核心角色。但可以确定的是，弘阳教、黄天教等教派经典中提及无生老母，其与观音关系密切且具独特教义。第二节以先天道为例，介绍了先天道挪用观音的情景，先天道信仰体系融合道、佛，同样尊奉“无生老母”（又称瑶池金母）。而在信徒，尤其是女性信徒的直观认知中，老母与观音实为同一神圣本质的不同显现。这种认知甚至在神像供奉的实践中有所体现，尽管教义上老母地位至高，但二者常被等同视之，共处一殿。第三节则介绍了赞颂观音老母的三部宝卷，即《销释白衣观音菩萨送婴儿下生宝卷》、《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宝卷》与《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作为观音“老母化”的文本，它们不仅将白衣送子观音呈现为无生老母，仿效《法华经》称观音为“老母”并描述观音解救二十四难，还以观音老母呈现正统佛教宇宙观和末世论。这都体现了新兴教派的思想特点。最后一小节则提出观音老母的形象可能源于多种文化传统。一方面，道教经典中“道”被比喻为“母”，为观音老母提供了哲学基础；另一方面，禅宗灯录中记载的老妪故事也为观音老母形象提供了灵感。例如，《善女人传》中提到的老妪常以智慧开导僧人，展现超越性别的权威。此外，中国传统社会中年长妇女的角色也为观音老母形象提供了现实依据，如媒婆和接生婆等职业赋予年长女性特殊地位。
王文瑜同学认为第十二章的结论是分成四个方面来展开的。首先，观音信仰的成功在于其多样性和包容性，能够满足不同阶层和性别群体的需求。其次，观音女性化有其意义与局限，它虽然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宗教选择，但并未真正改变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再者，对于观音信仰的研究方法与未来方向，作者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正如艺术、文学、仪式和感应故事共同塑造了观音形象，作者认为仅凭单一学科无法全面理解观音信仰的复杂性。最后，观音信仰有其文化意义，其普及反映了中国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例如，观音不仅是佛教菩萨，也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既是慈悲的化身，又是家庭价值观的守护者。正如俗语所言，“家家奉观音”，观音信仰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象征。
在此之后，许潇老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进行了评议，他首先肯定了读书会的组织形式、频次和两位同学于汇报中展现出的扎实功底，同时指出一些可深入探究之处，提醒同学们在阅读过程中应注意跨学科研究中的“学科本位”，并举例说明某些文学角度的结论在宗教学视角下可能不够严谨。关于“观音女性化”问题，许潇老师结合书目和两位同学的汇报内容，阐释了于君方老师在书中的两个重要论点。第一，观音的女性化与中国本土“女神信仰的缺位”密切相关。书中指出，周代以后父权社会和儒家思想主导，这导致强有力的女神传统出现真空，而观音以其原有的强大信仰基础，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许潇老师特别强调，这是一种“负面的关联”，正是由于本土女神的“缺席”，观音的“性别转变”才有了其空间和必要性。第二，结合汇报中“观音女性化虽为古代女性提供了更多宗教选择，但并未从根本上提升她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这一结论，许潇老师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补充视角：观音信仰的女性形象为女性提供更多宗教选择有其现实性意义，例如：能够为女性在遭遇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时，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精神退路”与心灵庇护。他结合自己对《漫长的余生》一书的阅读体悟，指出女性无论是在事业（如上层女性政治失意）、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遭遇困境，都有其失意境遇，在此情境下，佛教与观音信仰的存在，为她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这使得她们在经受现实失意后，依然能找到精神寄托，并拥有继续生活的勇气。因此，他认为观音女性化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宗教本土化的结果，还在于它所发挥的关键的社会心理功能，而这一点值得被深入思考与探究。
许潇老师还指出当前中国宗教学研究面临着被西方“实体性宗教”观念所束缚的困境，在此观念影响下，宗教被视为一个有清晰边界、独立于世俗生活的制度性体系，如同基督教会的模式。部分中国信仰实践甚至会因不符合西方范式被贬为“迷信”。为此，他举出于君方老师书中不得不为“Cult”（宗教信仰）一词正名的例子，生动说明了西方学术话语在解释中国现象时的无力与局限。基于此，许潇老师倡导一种回归中国本位的研究视角，在研究宗教信仰研究时，应从“家国天下”“崇德报功”等中国传统观念出发，认识到信仰的本土化实质上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展开，从而更真实、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宗教的本土特质。
此外，许潇老师分享了个人的阅读方法。他强调，虽然文献有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能回应当下的需求，因此同学们在阅读时应做到“反复读、常读常新”。其次，他强调必须将“泛读与精读相结合”。仅靠泛读难以发现深刻的学术问题，只钻精读则会难以把握文本的闪光点，唯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找到值得发掘的问题。基于此，许潇老师鼓励大家“带着问题去读”。他以自己的实践为例，说明在阅读时应以具体问题为中心，边读边做笔记，这一过程实质上也是整理思路、排列论据、构建论述的过程。当阅读者围绕着某一问题的完成阅读时，系统的读书笔记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一篇论文的雏形，从而实现读书与科研产出的高效衔接。
最后，李永斌老师进行了总结与补充，他先感谢了许潇老师的评议给在场诸位带来的启发，而后进一步点明了本次读书会推荐阅读于君方老师著作的深层目的，即希望同学们能够在阅读中对比中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反思其得失，从而认识到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各有其优点与局限。紧接着，李永斌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内容，对“宋代民间信仰的神圣性构建方式”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化和补充。他提出，在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千年，即宋代以来，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的域外影响减弱，其神圣性的建构更多地依赖于本土的神秘叙事。他将这种叙事大体上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对传统佛教形象的改造（如妙善公主故事）；二是新兴信仰对象的出现（通过感应故事）；三是传统信仰的新形式的出现（如十二面观音取代十一面观音）。他特别分析了这种感应故事的叙事为何能深入人心，认为其成功关键在于融入了“世俗道德的共情”和“悲剧情节的感染”。例如，妙善公主的故事通过“舍身救父”等情节，将儒家的孝道伦理与佛教的修行结合在一起，以悲剧性的牺牲引起民间群众共鸣，从而在赋予观音中国化合法身份的同时，也让其承载了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最终为统治阶层所接受。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22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