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晚7点，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第132期读书会在线上举行。本次读书会汇报的内容为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三十一至三十九章，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杜治寰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熊德吉两位同学进行报告，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宏伟老师评议。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谢志斌副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黄凯老师，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区域国别学院、哲学学院、文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和单位20余名师生于线上一同参与了此次读书会。
首先，杜治寰同学对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三十一至三十五章的内容进行汇报，结合详实文献与系统理论，从阿尔泰语系宗教溯源，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展演变，全方位展现世界宗教思想的多元性与交融性，深入剖析宗教对各民族精神内核、社会结构及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并作出总结性的比较与评价。
杜治寰同学开篇聚焦阿尔泰语系、古西伯利亚语系、乌拉尔语系及芬兰—乌戈尔语系等族群的宗教信仰，揭示了这些扎根游牧、渔猎文明的信仰体系的共性特质。阿尔泰语系涵盖突厥族、蒙古族、满—通古斯族等分支，宗教信仰呈现鲜明游牧文明印记，核心共性包括对至上天神的敬畏、独特宇宙观与创世神话、与动物的神秘共生感及萨满教的持久影响。天神腾格里是贯穿各民族的核心神祇，被形容为 “洁白如天”“永恒且充满力量”，既是宇宙创造者，也是社会秩序维系者——君主权力合法性源于腾格里赋予，类似中国 “天子” 观念。随着历史发展，腾格里信仰从一神崇拜演变为多神体系，部分天神转化为次级神灵，其信仰也因强势宗教传入呈现不稳定性。该语系民族普遍认为宇宙分为天界、人间、阴间三层，由“世界轴线”相连，宇宙山与世界树是核心象征。创世神话中，洪水覆盖初始世界的设定反复出现，为二元论思想埋下伏笔。萨满教作为核心实践形式，萨满兼具多重身份，通过“出神之旅”为族人治病、祈福、驱邪，其法力源于严格的入会礼与知识传授，虽受外来文化影响，仍保持核心结构与活力。
古西伯利亚语系、乌拉尔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民族以“动物之主”信仰为核心。渔猎社会中，动物被认为拥有灵魂，猎人需通过特定仪式安抚猎物灵魂，阿伊努人和吉里亚克人的杀熊送魂仪式便是典型体现。这种人与动物的神秘统一性观念起源古老，虽在农业社会中逐渐式微，但仍在多地民间故事中留下印记。波罗的海民族作为印欧分支，其宗教传统因独特地理环境得以部分保留。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等虽名义上接受基督教，却延续诸多异教传统。核心神祇包括掌管命运的第夫斯、司掌雨水的雷神柏库纳斯、象征自然馈赠的太阳女神少勒等。宗教实践以森林神圣空间为核心，社群在此举行集体献祭，游吟诗人承担类似萨满的角色，其相关行为虽遭教会批判，却反映了民族对生死的独特理解。
紧接着，杜治寰同学又着眼于具有独特习俗与精神内核的斯拉夫民族异教。与波罗的海民族渊源深厚的斯拉夫民族，其异教信仰虽因文献匮乏且晚于基督教传入而衰落，却仍展现鲜明民族特色。斯拉夫核心神祇包括雷神佩隆、家畜与财富之神弗罗斯/维勒斯、太阳神考尔斯、风之神斯特里博格等七位，波罗的海地区还涌现出战神斯万特维特、春神雅罗维特等代表性神祇，反映了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宗教实践与社会习俗深度绑定是斯拉夫异教的显著特征。双重埋葬习俗独特：死者下葬3至7年后，族人会挖出骨头清洗包裹，安放在家中“神圣屋角”。婚俗上，存在公公可与特定情况的儿媳同房的传统，学者认为其与印欧召婚制有本质区别。更值得关注的是斯拉夫社会的平等精神：强调成员权利平等，重要决定需集体一致同意，女性拥有相当话语权，这种性别平等的民主特质在古代社会尤为罕见。此外，森林之灵信仰从猎人护佑演变为家畜保护神，潜水创世神话通过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强化了善恶二元论观念。
杜治寰同学汇报核心部分聚焦于圣像破坏危机前的基督教会，围绕罗马帝国衰亡争议、核心神学家思想、圣物崇拜、东西教会分歧及圣像崇拜争议等议题，展现基督教发展中的挑战与革新。罗马帝国三世纪起的衰落引发广泛讨论，部分学者将原因归咎于基督教。为回应指责，希波主教奥古斯丁于公元412至426年间撰写《上帝之城》，提出历史由亚当原罪与人类救赎两大事件决定，强调历史直线发展，将世界划分为“世俗之城”与“永恒的上帝之城”，为基督教独立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奥古斯丁的思想形成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北非，青年时期信奉摩尼教，后受大主教安布罗斯影响转向新柏拉图主义，公元386年“花园启示”成为思想转折，次年受洗。返乡后亲人相继离世，促使他撰写《忏悔录》，以真诚笔触打动后世读者，被誉为“第一部现代作品”。作为反异端核心人物，奥古斯丁与摩尼教、多纳图派、贝拉基派展开激烈论战。他驳斥摩尼教善恶二元论，强调恶是善的缺失；反驳多纳图派观点，主张圣事效力源于自身而非施行者道德；与贝拉基派论战中，坚持原罪普遍传播，人类需依靠上帝恩宠得救，提出 “双重预定论”，虽驳斥异端却引发后世争议。圣物崇拜的发展与奥古斯丁态度的转变成为基督教实践演变的重要缩影。早期他批判圣物买卖与过度崇拜，后因圣斯提反圣物显灵而转变态度，为圣物崇拜辩护。自公元2世纪末起，殉道者崇拜逐渐流行，遗物被视为神圣，到9世纪几乎每座教堂都拥有圣物，圣物崇拜成为宗教、社会与政治多重力量的载体。随着东西教会分歧日益加剧，拜占庭教会实行牧首制，君士坦丁堡宣称与罗马地位平等；罗马教会则强调教皇权威。基督论方面，罗马提出“两性合一”信条，东派教会强调道成肉身的统一性，这种分歧成为对立的重要根源。拜占庭教会礼仪与神秘主义神学独具特色。教堂建筑象征宇宙，神学核心是“神化”，认为人类可通过恩宠与自身修行成圣，静修派延续“永恒之光”传统，格列高利·帕拉马斯发展出“荣光”神秘神学，伪狄奥尼修的著作成为连接东西方神秘主义的桥梁。圣像崇拜的兴起引发重大争议。最初基督徒遵循旧约禁令不造圣像，后圣经主题图像逐渐成为信仰核心，尤其对不识字信徒意义重大。8 世纪危机爆发，君士坦丁五世禁止圣像，两次反圣像会议指责其为偶像崇拜。支持者辩护称道成肉身使上帝形象可被看见，圣像并非偶像而是信仰桥梁。最终，圣像崇拜重新确立合法性，成为东正教传统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杜治寰同学系统梳理了伊斯兰教从穆罕默德传教到文明繁荣的历史进程，展现其从地方性信仰到世界性宗教的发展轨迹。穆罕默德宣称天房由亚伯拉罕与以实马利修缮，确立麦加宗教地位，使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形成传承与竞争关系。麦地那时期，乌玛共同体通过军事与政治行动巩固，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清除偶像，确立神权政权，632年使命完成后去世，开启四大哈里发时代。早期哈里发推动伊斯兰教快速扩张。阿布・伯克尔与欧麦尔平定背离部落，发动对拜占庭与波斯的战争，伊斯兰版图迅速扩展至西亚与北非。第三任哈里发遭暗杀，阿里继位后遇刺，导致伊斯兰共同体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哈瓦利吉派三大派别，奠定后世伊斯兰世界格局。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推动伊斯兰文明建构。倭马亚王朝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吸收多元文化风格；阿拔斯王朝建立巴格达，使其成为世界性文明中心。这一时期，文化融合与翻译运动蓬勃展开，希腊经典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为文明复兴奠定基础。宗教制度化加速，五大支柱成为信徒基本义务，社会结构上无教会或祭司制度，宗教生活由法律规范，简洁且具普世性。伊斯兰教核心思想为纯粹一神论，安拉被视为唯一真主，启示是神圣意志的持续展现。人性观上不承认原罪，认为人类脆弱源于有限性，需接受启示与审判。社会伦理强调平等与慈善，致力于改善奴隶状况，规范婚姻家庭制度。乌玛共同体超越部落界限，哈里发制度实现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
杜治寰同学在最后部分探讨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神学及神秘主义传统，展现两大宗教思想层面的深化与跨文化交流。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与社会结构深度交织。亨利·皮兰认为8世纪伊斯兰扩张切断地中海交流，西欧进入真正中世纪。圣门笃建立的修道院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承担经济、社会救助与文化传承功能。封建制度与骑士制度逐渐形成，800年查理曼大帝受教皇加冕，推动文化学术复兴。教会经历改革与衰落循环，十字军东征强化宗教热情，促进东西方直接接触。文学与历史理论丰富了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内涵。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传奇成为新的文化神话，作品通过入会礼性质情节象征灵魂试炼，圣杯主题融入东方元素，反映文化交融。
佛罗里斯的约雅敬提出“三时代理论”，批判教会制度，影响后世诸多思想家。伊斯兰教神学与神秘主义传统以苏菲派为核心。苏菲派思想家苏哈拉瓦迪创立照明学派，提出“光”宇宙论，强调“中间世界”，其思想虽被视为异端遭处决，却影响深远。诗人鲁米将神秘主义融入诗歌与舞蹈，创立毛拉维教团，通过艺术实现灵性修炼，强调 “神圣之爱”。苏菲派传播展现强大跨文化能力，成为伊斯兰教最成功的传播力量之一。正统神学家为巩固教法权威建立宗教大学，形成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并存格局。伊斯兰世界吸收希腊经典与多元传统，炼金术大师将物质实验与灵性修炼结合，其著作传入欧洲后影响文艺复兴思想。
接下来，熊德吉同学以“在神圣与历史的张力中探寻”为主题，对第36至39章的内容进行汇报，聚焦犹太教、欧洲宗教运动、宗教改革前后的正统与边缘传统及西藏宗教四大板块，以伊利亚德“圣显”“宗教人”“永恒回归”等核心观念为统摄，系统拆解了不同宗教传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神圣重构路径，深刻揭示了人类对神圣的永恒追寻本质。
首先，熊德吉同学聚焦巴尔科赫巴起义后犹太教的转型历程，核心线索围绕“流亡境遇下的神圣认同重构”展开。公元2世纪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民族彻底失去世俗政治家园，陷入长达1600年的流亡史，犹太教也完成了从“政治救赎”到“精神救赎”的核心思想转型。这一转型并非被动演变，而是犹太教主动调试以维系神圣认同的过程。面对政治救赎希望的破灭，犹太教若不调整路径便可能随民族流亡而消亡，因此信仰重心转向精神层面成为必然。其发展脉络清晰呈现为三阶段：首先是律法维系阶段，拉比作为神圣传统的传承者与阐释者，系统阐释《托拉》构建完整律法体系，将饮食、服饰、节日等日常行为神圣化，让流亡中的犹太人在遵守律法中获得“神圣空间”归属感；其次是神秘主义转向，喀巴拉教派通过《佐哈尔》等文本，将宇宙创生、灵魂救赎理论化，形成精英化的内在精神体验；最后是情感体验普及，哈西德派打破精英壁垒，强调“虔诚的情感体验”与“日常喜乐践行”，让普通人通过日常劳作与祈祷即可与上帝直接沟通。针对历史苦难与神圣信仰的张力，犹太教给出了独特解答：流亡苦难并非神圣的遗弃，而是上帝对选民的试炼。哈西德派的“喜乐”并非逃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中通过与上帝直接沟通获得精神超越，将个体苦难纳入神圣叙事，最终实现历史境遇与神圣信仰的辩证统一，这也让犹太民族在长期流亡中始终保持精神凝聚力。
紧接着着眼于13-15世纪欧洲宗教运动，核心线索为“正统教会神圣性危机与民间神圣重构”。中世纪前期，天主教会作为神圣的唯一中介，垄断了神圣解释权，但到后期，教会神圣性严重异化，引发信众的神圣体验危机。教会神圣性异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沦为世俗权力工具，教皇与神职人员沉溺肉欲、争权夺利，积极参与世俗战争，神圣属性被世俗权力严重稀释；二是圣事商品化，推出赎罪券制度，宣称“钱币叮当一声，灵魂飞升天堂”，将神圣救赎变成金钱交易；三是权威分裂，东西方教会于1054年正式分裂，动摇了普通信众对唯一神圣权威的认知。在神圣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多元民间宗教运动应运而生，虽路径不同但核心诉求一致：重构神圣体验路径，打破教会对神圣解释权的垄断。方济各会回归清贫，服侍穷人，通过践行耶稣原初的简朴生活接近上帝；经院哲学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用理性为信仰奠基，让神圣信仰可被理解；库萨的尼古拉提出“有学识的无知”，融合理性与神秘主义；鞭笞派以极端苦行自我鞭打，在灾难恐慌中寻求直接救赎；德国神秘主义以艾克哈特大师为核心，提出“神性火花”理念，主张通过内在冥想实现灵魂与上帝合一；拜占庭静修派则通过内心祈祷体验“神圣之光”。这些运动为 16 世纪宗教改革铺垫了思想基础，让“个体直接通神”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三部分围绕“宗教改革引发的神圣领域重构”展开，熊德吉同学重点突破“正统中心论”视角，强调边缘传统在宗教史中的重要价值。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去中心化，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改革家打破天主教会垄断，主张“因信称义”，让个体通过信仰直接与上帝沟通。这一变革不仅重构了正统宗教格局，更为巫术、赫尔墨斯教等边缘传统腾出了生存空间。正统与边缘传统既有契合点也存在张力：契合点在于都强调个体与神圣力量的直接沟通；张力则源于神圣指向不同 —— 基督教正统指向唯一的超越性上帝，而巫术与赫尔墨斯教聚焦自然中的内在神圣力量，认为人可通过特定方式理解甚至操控这种力量。这些边缘传统并非脱离历史语境，而是与前基督教传统深度依存，巫术中的自然神灵崇拜可追溯至日耳曼、凯尔特等民族的原生信仰，赫尔墨斯教则吸纳了古希腊、罗马的神秘主义元素。伊利亚德明确反对将边缘传统视为“迷信”，他认为这些传统本质上是“宗教人 对神圣的另一种追寻方式。巫术是信众寻求神圣庇护的朴素表达，赫尔墨斯教则通过神秘知识追求灵魂升华，与正统宗教共享“神圣—世俗二分”的核心逻辑。而15-17世纪的“女巫恐慌”，本质是正统教会恢复权威后，对神圣解释权的排他性争夺，将不符合教义的边缘传统贴上“异端”标签予以打压。值得关注的是，炼金术的转型也体现了边缘传统的价值，从物质转化到精神净化，再到与科学探索结合，成为连接中世纪与近代的重要桥梁。
在第四部分中，熊德吉同学聚焦西藏宗教，其核心线索为“本土苯教与外来佛教的神圣融合及‘人的宗教’形态生成”。西藏宗教的发展并非单一传统的主导，而是苯教与佛教在碰撞中互补融合的过程。苯教依托“宇宙人与诸神”框架，核心是自然神圣观，认为山川、河流、日月皆神圣，满足了民众世俗生存庇护的需求，但缺乏对宇宙本源与灵魂终极归宿的系统阐释。佛教的传入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带来“轮回”“解脱”“空性”等观念，为本土框架注入精神内核。二者的互补成为融合关键：苯教为佛教提供本土化认知载体，佛教为苯教赋予终极解脱的追求。
苯教与佛教的融合过程总体历经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吸纳适配，佛教将苯教神灵纳入护法神体系，改造其仪式；第二阶段是义理融合，藏族高僧结合苯教观念阐释佛教义理；第三阶段是体系整合，形成以佛教义理为核心、融合苯教实践元素的完整体系，最终催生喇嘛教。喇嘛教具有显密并重、全民性修行的特征，显宗侧重义理学习，密宗侧重实践修行，转经、磕长头、观想等修行方式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其独特性在于“神圣与世俗的无缝对接”，日常生活中的吃饭、劳作、祈祷等行为皆可成为修行，不存在严格的神圣与世俗界限，形成了“人的宗教”形态，实现了神圣体验的全民普及。而“光”作为核心神圣媒介，构成了光的本体论与神秘心理学，修行者通过观想光与神圣本质对接，成为典型的“圣显”现象。
最后，熊德吉同学以伊利亚德“圣显”“宗教人”“永恒回归”“神圣与世俗张力”四大核心观念，对四章内容进行横向贯通。从“圣显”来看，四大板块展现了神圣媒介的多元性：犹太教的文本圣显与心灵圣显、欧洲宗教运动的行为圣显与精神圣显、边缘传统的仪式圣显与实践圣显、西藏宗教的符号圣显与人格圣显，印证了神圣通过多元媒介向世俗显现的普遍性。从“宗教人”与“永恒回归”来看，所有宗教实践者均是“宗教人”的具体体现，其行为逻辑均是通过模仿原初神圣事件，克服历史有限性，回归神圣原初状态。而神圣与世俗张力的化解则呈现四种模式：犹太教的“世俗行为神圣化”、欧洲宗教运动的“神圣路径重构化”、宗教改革时期的“多元竞争整合化”、西藏宗教的“无缝融合化”，彰显了人类宗教性的多元表达。
在此之后，王宏伟老师对此次读书会两位同学的分享作出点评。王宏伟老师首先对两位同学的汇报给予整体认可，称赞二人的分享均展现出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特质，内容深度与广度兼具，精准把握了伊利亚德原著的核心思想，解读框架明确，能让未读过原著的听众快速掌握书籍核心脉络。针对具体汇报，他指出杜治寰同学的汇报内容极为丰富，从其PPT的篇幅与细节可看出投入了大量精力，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书中涉及的多宗教、多历史时期的核心内容；熊德吉同学的课件框架结构清晰明确，对其所汇报四章内容的横向贯通与脉络梳理一目了然，让听众能快速把握不同宗教传统的共通逻辑。
但与此同时，王老师也客观指出了汇报中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一是缺乏自身的学术问题意识，汇报更多聚焦于“伊利亚德讲了什么”，而非“我对伊利亚德的观点有何思考”“哪些内容值得深入探究”，这使得已细致研读原著的听众难以获得更多启发；二是汇报所呈现的细节有待优化。
针对学术提升路径，王老师重点推荐了比较宗教学研究方法。他强调，比较宗教学不应局限于中西方具体人物的简单对比，更要深入追问二者宗教理论建构逻辑的本质差异。他提出两种核心研究路径：一是以西方宗教学核心概念为基础展开比较，这一方向学界已有一定研究积累；二是以中国传统宗教核心概念为切入点进行拓展，这是当前值得深耕的领域。为让建议更具体，他以“圣”概念为例展开详细阐释：西方宗教中的“圣”以神为核心，圣物、神圣空间等均因与上帝相关联而区别于世俗，其神圣性通过脱离人类来凸显；而中国宗教中的“圣”始终聚焦于人，先秦以来儒释道各家均有相关论述，内涵涵盖政治贤明、道德高尚的现实层面与契合大道的超然层面，且强调“成圣”的可能性——从葛洪提出“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到东晋孙绰主张“周孔即佛”，再到唐代宗密大师认为孔老佛“殊途同归”，中国的“圣”始终在拉近与人类的距离，即便两汉时期曾有过凸显神性的倾向，东汉末年也逐渐回归“人可成圣”的核心。此外，王老师还提到，除核心概念对比外，也可从圣物等具体历史素材出发展开研究，并引用朱子读书法强调读书前预设问题的重要性，建议同学们带着明确问题研读经典，避免“全然未读”的无效积累。
至此，“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读书会”第132期活动圆满结束。
（编辑：华也靓）
